敦促美方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表示，美方悍然出动先进战机和导弹击落民用飞艇，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公约。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拿出诚意，改正错误，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在回答有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中国侦测气球入侵”的提问时说，中方已经多次清晰、明确告诉美方，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领空完全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一次意外、偶发事件，反复要求美方以理性、冷静和专业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但美方无视事实，编造‘间谍气球’叙事，拜登总统亲自下令，悍然出动先进战机和导弹击落民用飞艇，这是百分之百滥用武力、百分之百过度反应、百分之百歇斯底里，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公约。”汪文斌说。 “美方不仅不反思悔过，反而对华抹黑攻击，制裁中国企业，持续扩大事态。布林肯国务卿更是口出狂言、颠倒黑白。”汪文斌说，事实上，美国才是侵犯别国主权、违反国际法、肆意对别国监听监视的头号帝国。“中方对美方恶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已经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汪文斌说，拜登总统曾多次信誓旦旦公开表示，不寻求“新冷战”，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我们希望他作为大国领导人，能够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不知其可。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拿出诚意，改正错误，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升级危机，中方必将奉陪到底，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给中美关系制造新风险
在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精神的引领下，中美交往有所回暖。推动中美关系再出发，关键在于美方要言行一致。12月底，美方通过并签署“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其中包含大量涉华消极条款并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这一预算同比增长约10%、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法案，反映出美方挥之不去的冷战零和“迷思”和意识形态偏见，更为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蒙上阴影。 该法案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全球战略“大国竞争转向”的折射，更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一脉相承。法案聚焦赢得所谓“大国战略竞争”这一美全球战略的首要焦点，花费大量篇幅描绘如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所谓“威胁”。据统计，法案全篇提及“中国”的次数超过260次，而2022财年的NDAA提到中国的次数为160余次，2017财年的NDAA提到中国的次数为30余次。从这一变化可窥豹一斑，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所谓“战略竞争”在范围和程度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完成其全球战略的“中国转向”，“竞赢中国”不仅已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优先目标，还成为其多项内外政策的“驱动力”。 该法案为美国政府进一步推动对华“竞而胜之”战略提供了多项政策工具。围绕所谓“塑造中国所处的环境”的目标，法案为进一步推动“印太战略”提供更多资源，以强化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威慑”和防御能力。法案中用于“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拨款高达115亿美元，显著高于 2022 财年的 70 亿美元。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成立跨部门工作组以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 尽管近期美国在对华经济“脱钩”上的调门有所缓和，然而，其聚焦高技术及关键产业供应链的对华“脱钩”将继续推进，NDAA中也包含禁止联邦政府采购和使用中企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和零部件、提高稀土等关键矿物在美本土采购比例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已正式启动“中国工作组”（China House），旨在强化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信息共享和部门协同。中期选举前后，共和党人已提出建立“中国特设委员会”以加强对华安全和经济“竞争”。可见，无论在府会之间还是行政部门内部，类似强化对华政策的跨部门协同以进一步凝聚对华“全政府”合力的做法将更为常态化。 该法案还将美方“以台制华”“挺台抗陆”和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图谋暴露得淋漓尽致。法案全篇涉台部分近50页，为历年篇幅最长。全文提及台湾超460次，远超2022财年的80余次和2017财年的不到10次。此前甚嚣尘上的“台湾政策法案”（TPA）中多项内容在改头换面后披上了“增强台湾韧性法案”的“马甲”，并跟随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相比于TPA，NDAA中的多项涉台条款更具冒进性和危险性。 根据NDAA，美国政府将聚焦大幅提升台湾防务能力，未来5年对台所谓“军事援助”和“军事贷款”的总额扩大到100亿美元，远高于TPA版本的60亿美元。同时，该法案还围绕加速处理台军购请求、为台打造弹药和防卫武器“区域应急储备库”、升级对台官方交往层级、支持台参与国际组织、加强美台经济联系等内容大做文章，并提出所谓“美台举行联合军演”“邀请台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等挑衅性提议。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拜登上任以来，美方多次作出无意与中国打“新冷战”、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不支持“台独”等表态，然而，在实际作为上，美又常常言行不一。美国历史上首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于1961年通过并颁布，本就是冷战背景和零和思维的产物。在美国对华战略大方向和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双重作用下，以消极立法方式将对华“战略竞争”固定化、框架化和制度化的做法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和挑战。
俄乌冲突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如何看待俄乌冲突 和整个世界一样，战争的爆发令中国震惊。尽管中国有很强的情报收集能力，但中国的判断是普京不会、也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客观看来，通过大军压境、承认东乌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并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东乌，俄罗斯完全可以达到其战略目的：1）迫使乌克兰中立（不加入北约）；2）揭示美国在欧洲安全上“只说不做”（lip service）的本质；3）暴露并加剧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矛盾。然而，俄罗斯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普京总统有着更大的战略目标，或许是他感觉到了必须用战争手段才能遏制的威胁。 俄乌冲突的爆发，确实使中国面临两难。一方面，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而且普京总统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继续全方位的战略合作。而且，即便在冲突爆发后，拜登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仍反复宣称中国才是美国“最严峻的”挑战者，继续加强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这使得中国不可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打击俄罗斯，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发起“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世界上展现出一个和平建设者的正面形象。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人们将俄罗斯视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通过展现其巨大破坏能力来维护其大国形象和影响力。这和中国坚持维护和平、积极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建设者形象是矛盾的。而且，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中国以损害中美和中欧关系为代价来强化中俄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努力将中俄关系同中欧、中美关系区隔处理，按照自己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因此，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以“和平解决”为目的的“有原则的中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坚持所有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立场，反对战争，呼吁并尽其所能地推动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二、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北约是冷战的产物。1991年前苏联和与北约对抗的“华约”组织解体后，北约已经完成其使命。然而，北约非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东扩，这是典型的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冷战行为，是导致（俄乌冲突）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摈弃冷战思维、停止冷战行为是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本出路。 三、中国愿意积极地同欧洲（主要国家）合作，尽力支持它们为寻求和平解决的斡旋。习近平主席为此数次与德法两国元首通话并举行视频峰会。中国不反对以“诺曼底模式”（德法俄乌四方谈判）来解决问题。 四、中国始终维护与乌克兰的正常友好关系，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曾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 总而言之，中国不是肇事者，也不是当事者，但中国愿意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贡献力量。 战争的解决方案 俄乌冲突发生后，一方面由于俄罗斯低估了乌克兰人民抵抗的决心和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挫败，不得不从全面进攻撤退。另一方面，在美国和北约的全力支援下，乌克兰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展现出高昂斗志，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形成了空前的同仇敌忾，使得美国制定了要打败俄罗斯甚至更替其政权的战略目标。现在看来，这一战略目标是大有问题的。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俄乌冲突无非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俄罗斯被打败。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美国和北约直接参战或者给乌克兰提供成建制的重武器装备，并帮助乌克兰掌握制空权，否则，一个不能进行大规模进攻的乌克兰不具备打败俄罗斯的能力。如果美国和北约提供成建制的重武器，甚至直接参战，则必然导致战争升级，这会将整个世界带入有毁灭性危险的灾难之中。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互不相让的持久战争。一些西方的战略家宣称要把乌克兰变成俄罗斯的阿富汗。这种观点十分荒谬。阿富汗处在被重山隔绝的偏远地带，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乌克兰则位于欧洲的心腹之地，对整个欧洲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乌克兰成为持久的战场，那么陷入这个我称之为“乌克兰陷阱”中的不仅是俄乌，也包括美欧，美俄欧都会陷于无止境的消耗之中。乌克兰战争的持久化，不仅将导致美欧的分道扬镳，而且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动乱。毕竟，持续的战争不但使得欧洲面临持续的安全威胁，带来的经济困境也难以忍受。 第三种是俄罗斯获得胜利。这不仅将使整个欧洲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也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根本性冲击，对美欧而言这是灾难性的后果。 目前要将俄罗斯击败的战略目标是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由此导致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正确。毕竟，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方绝对正确、而对方绝对错误之时，我们已经离地狱很近了。理性的做法是改变这种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尽快停止战争，并以条约的方式将和平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诺曼底模式”和被扬弃的“明斯克协议”至少是值得借鉴的。 关于中美关系 中美目前的“竞争”是由美国挑起的。在表面的竞争之下，中美双方最严峻的挑战都来自国内。我刚才说过，美国国内难以弥合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极化，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国民在国家认同上的巨大分离，分裂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主义（Americanism），视对方为将美国带向毁灭的邪恶力量，因而势不两立。在这样的情形下，拜登政府及民主党又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国会中期大选。舆论普遍认为，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要遭受失败，拜登政府也将因此提前跛脚，其政策的操控空间将更加狭窄，只有保持强硬才能维持有效的政策运作，因为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成为对方攻击的借口和目标。在俄乌战争上如此，在对华政策上更是如此，由此导致了政策的高度非理性。因此，我始终认为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是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已然十分艰难，而要想改善更是难上加难。 就中国方面而言，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美国自特朗普以来对中国的持续打压，并在印太地区组建围堵中国的联盟体系，使得中国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为理性决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且，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压力。在即将到来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国最高领导必须要保持决策的权威性，以便有效地推行既定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美国的无端施压，中国领导人不能示弱，必须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中美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合作必然会给两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和更多利益。而且，中美之间确实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在目前情况下，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就是双方最坚实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全球接近60%的贸易都与中国有关，中国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28%。然而仅有2.7%的贸易是用人民币支付的。在全球12.8万亿的外汇储备中，中国持有近3.5万亿，而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近60%，人民币仅占2.6%。因此，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全球金融秩序的坍塌不仅对美国是重大的灾难，对中国也是一场灾难。 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美联储为防止经济下滑无节制地量化宽松，印发了4万多亿的美钞；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加剧了全球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高于预期的加息缩表。但由于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导致大宗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如此剧烈的缩表依然“太迟、太少”，难以抑制已然脱缰的通货膨胀。这使得美国经济面临滞胀衰退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只有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携手合作，才能共同有效地防止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而全球金融稳定对克服目前的经济困境、防止经济衰退至关重要。 就全局来看，要防止中美关系滑入灾难的对抗，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也有赖于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毕竟，中美进入难以逆转的对抗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世界分裂为政治上势不两立、经济上互相独立、军事上互相对抗的两个阵营——这是冷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我们人类不会愚蠢到重新步入冷战、犯下我们40年前经过很多努力和付出巨大代价才纠正的错误。 防止中美冲突，使中美关系回到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正确轨道上，不仅有赖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美国终将认识到用对抗的方式打压中国行不通，只会两败俱伤，也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美国认识到这个错误。越早认识到这个错误，中美关系就会越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秦刚在阿斯彭安全论坛就中美关系阐述中方立场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20日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期间的一场“炉边对话”活动，就中美关系阐述中方政策立场。 对于中美是否进入“新冷战”的问题，秦刚说，“新冷战”只有输家，没有赢家，其后果将是世界无法承受之重。中国不想打“新冷战”，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对华“新冷战”，希望美方言行一致，不搞“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不搞排他性、对抗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搞“脱钩”断供、不搞军备竞赛等。 秦刚说，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两国对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肩负共同责任。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关键时刻，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转型期，两国更需合作应对挑战，是走零和博弈的死胡同，还是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相信两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会作出明智的选择。 秦刚表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方不断歪曲和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大肆提升美台官方关系，不断派高官访台，售台大量先进武器，发表“军事防卫台湾”错误言论。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同中方一道坚定反对和遏制“台独”。 阿斯彭安全论坛由阿斯彭战略研究集团每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举办。本届阿斯彭安全论坛于7月19日至22日举行。
中方驳斥美无理狡辩！王毅：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犯了三方面错误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受损。在中国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的反制措施后，美方多名官员6日竟然指责中方“反应过度”“不负责任”，试图将中美关系受损和地区局势紧张的责任推给中国。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孟加拉国期间，针对最新形势和美方无理狡辩，指出美方在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三方面错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密集发声，回击美方纵容佩洛西窜台并倒打一耙指责中方。与美国官员甩锅推责对应的，是国际舆论的客观声音。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发文称，尽管拜登政府极力否认佩洛西访台引发任何危机，但许多专家认为，佩洛西之行确实把中美关系推向悬崖边，台海紧张局势也升级至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在增加。《纽约时报》6日发表社论，批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没有展现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呼吁其切实采取措施改善对华关系，停止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停止试图改变中国，并就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做出清晰表述。 王毅：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犯了三方面错误 中国外交部5日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8项反制措施后，美方一边指责中方“反应过度”，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寻求降低紧张局势，希望与中方保持沟通，并刻意强调中方反制措施中的一条：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美国务卿布林肯称，中方的反制措施“不负责任”，是在“惩罚全世界”，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 这种歪理邪说马上遭到批驳。《联合早报》7日引述世界资源研究所国际气候行动计划主任瓦斯科的话说，中国的反制措施“肯定不是要在气候问题上退出世界舞台，或拒绝就气候问题采取行动”。另一位非洲气候组织领导人说，北京的宣布不表示它要背弃承诺，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美国”。 王毅7日指出，美方在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三方面错误。一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方不顾中方反复劝告警示，一意孤行，安排美政府三号人物到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所谓“访问”。二是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台湾地区执政的民进党把谋求独立写入党纲，近年来千方百计搞渐进式“台独”，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美国会众议长公开为其撑腰打气，与分裂势力为伍，与中国人民为敌。三是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美国惯于先制造一个问题，再利用这个问题实现自身战略图谋。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策划佩洛西窜访问题上又想故伎重演，正在借机加大地区军事部署，这值得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 7日晚，华春莹连发多条推文，回击美方。她表示，“美国不应该假装对中方的反应感到惊讶，因为我们已尽一切方式警告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后果”，“美国政府非但没有从一开始就阻止这一挑衅性的访问，如今反而有脸把中方的正当反制措施形容为‘反应过度’。这证明美国政府一直是同谋，（它）因此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美方不能一方面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要求中方在其选定的领域与美方合作。”“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多。美方应履行承诺，调动更多资金，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挑战。” 《纽约时报》社论呼吁拜登改善对华关系 “北京的军演和反制规模预示，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或深远且持久”，《联合早报》7日发文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说，中美关系如今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佩洛西访台不合时宜，虽然暂时不知道最终会有怎样的后果，但北京至今采取的反制措施足以令人担忧。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需要那么紧张”，《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6日以此为题发表社论，引发关注。文章称，美国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慈善对象，现在则视为竞争对手，并越来越多地视为威胁。“拜登政府摒弃了特朗普政府仇视（中国的）言论，但并未提出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取得平衡的愿景。”社论称，拜登政府可以采取若干步骤改善对华关系。首先，美国不应依赖害怕中国成为竞争对手的惩罚性贸易政策，拜登早就该与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胁迫中国让步的失败策略彻底决裂。此外，美国还需要摆脱那种认为经济参与会逐渐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旧观念。文章称：“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简单化。”“美国和中国相互需要。” 美专家：必须“承认并认真对待中国的大国地位”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6日发表长文，采访多位美国专家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鲍卡斯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而佩洛西的访问显然加剧了紧张关系”。报道称，在佩洛西访台前，中美元首通话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责成两国工作团队继续沟通合作，但现在，这些后续接触很可能处于危险中。 报道还称，佩洛西此行还可能伤害美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虽然美国一些盟友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任何国家为佩洛西辩护”。“这次访问还可能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处于尴尬境地，因为佩洛西对这些国家的访问被迅速蔓延的台海危机掩盖，这可能对本已复杂而微妙的地区关系架构产生长期影响。”葛来仪告诉《新闻周刊》，“我认为，这不是东南亚国家希望看到的。” 瑞士主流媒体《每日导报》7日批评称，美国主要外交政客的行为就像“梦游者”：盲目地试探与中国的关系，而不考虑升级的可能性。 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任职的分析师保罗·赫尔告诉《新闻周刊》，佩洛西访台对美中关系是个最新打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对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和可信度的严重侵蚀”。鲍卡斯和赫尔都表示，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的红线。尽管白宫一再表示不支持“台独”，但美国不断增加的军事援助和政治联系让台北“尽可能靠近这条线”，将局势推向“闪点”。为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华盛顿必须“承认并认真对待中国的大国地位”。 赫尔称，由于美国的政治运作方式，拜登将比中国领导人更难采取措施改善关系。“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竞争大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他就必须咬紧牙关。”
对中美关系的三点希望：恢复交往、避免战争、发展经贸关系
感谢“世界和平论坛”的邀请。我在这个时候想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点，要恢复和增进正常外交往来。过去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里，中美之间正常的往来几乎中断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起步，恢复密切的外交往来。我记得1991年至1995年间，芮效俭大使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很多的交往，那个时候中国的智库还不发达，但是他跟我们学者之间的往来很多，我受益匪浅。对于丹尼尔·拉塞尔先生和董云裳女士，我记忆最清楚的是，2015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他们两位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前夕的准备工作，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是马克斯·博卡斯，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很深入的交谈。他们提出中美关系需要解决三个很紧迫的问题，一个是贸易赤字，一个是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第三个是网络安全。后来他们提出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安全问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就派遣他的特使孟建柱国务委员到美国进行访问，这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10天发生的事情，应该说是中美之间外交密切接触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问题得到了缓解，那次访问很成功。回过头来可以想象，从2015年9月习主席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到现在已经7年了，中国国家主席没能再到美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而美国总统上一次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来到中国，时间也已经过去5年了。我觉得，现在虽然中美之间高层的交往还在持续，但更多还是网络上的沟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跟美国总统在过去一年多已经有了4次电话或者网络的交谈，这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觉得这样的高层交往，包括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应该继续，而且应该增加。 现在更紧迫的问题是，双方的航线应该恢复到正常状况，使双方的外交官和两国的使馆、领馆都能进行更多的正常活动，我觉得这对于防止战略误判、了解对方的内心想法非常有用。如果我们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必须要通过外交官的接触，不光是外交官的接触，也包括商务官员之间的接触、企业之间的接触，来增进相互的交流。这是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尽快恢复交流。我今年2月至3月间到美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见到了不少美国朋友，跟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第二个希望，双方应该想办法避免战争。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下滑趋势很明显，一般的判断就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如果恶化了，一步一步最后就会导致战争的发生。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呢？我们当然希望避免战争，但是我没有把握说中美之间一定在最近的将来不发生战争。如果双方发生战争的话，最大的危险是台湾海峡地区，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核心的问题、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上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出现危机，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交战。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之后也出现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没有直接发生冲突。我想起现任的美国两位高级官员杰克·沙利文和库尔特·坎贝尔在《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文章，题为《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中美之间处理得最好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我虽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是有一定想法的，就是说两个国家通过外交的接触，通过经常的交换意见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发生战争。 到现在美国还在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这跟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区别的，但是美国还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还在说美国不支持台独。中国方面一直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但是为什么最近感到台湾局势非常紧张呢？我觉得，我所看到的一些舆论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或者有些吃惊。比如说，美国智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台湾将要出大事，中美在台湾之间要打仗，中国在最近的将来或者有一个时间表要用武统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我应该说非常关注台湾问题，但是没有听到过中国政府高官讲到“武统”这句话，我也没有听说他们要用武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但是美方有人在这样鼓吹，我认为，这种鼓吹是不是有一点妄议，或者包含祸心呢？我是有这种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想把中美之间拉入战火，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我个人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抱有信心的，因为中国在发展，在继续繁荣，经济在繁荣，而且非常强调法治。在台湾问题上，我觉得台湾回归祖国只是时间问题，“台独”是没有希望的，美国不支持“台独”，“台独”也就难以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来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包括在舆论方面，不能再允许这样过火的言论战占领我们舆论的中心，这样就不会出现中美的大战。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冲突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避免的就是发生战争。 第三个希望，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交流。其实在中美关系已经下滑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经贸交流还可以保持一定规模，甚至于最近的消息是，2021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出口达到了历史新高，就是说中美之间货物的贸易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了贸易战之后，中美双方都受到损失。就我看到的资料，美方损失更大，美方企业受到很大损失，所以我期待美国要减免一些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税。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听到了一种让我感到非常不高兴的言论——“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不就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嘛，怎么能说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呢？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埃文·格林伯格、他的父亲莫理斯·格林伯格，他们都主张中美经贸关系要继续发展。埃文在CSIS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的基调是，要基于利益来处理对华经济关系，而不是基于美国人所说的意识形态原则或者其他东西。我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但是他也提出来，好像在美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在政治中受到排挤，甚至有人诽谤他们。我觉得这个政治障碍应该解除。同时，我知道我们中国企业界的朋友非常急切地要恢复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交流，特别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也希望在中国投资。 我觉得下一步的中美关系，在我所希望的目标有所实现后，就是说两个国家能够恢复和增进正常的外交往来之后，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共识现在不是很清楚。中美双方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觉得双方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余地。有人提出中美之间需要有第四个联合公报，我觉得第四个联合公报恐怕是做不到的，那样一个全面的状态、一个非常完美的、有历史意义的共识可能很难达成。但是起码双方可以谈起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避免冲突，怎样增进合作，我们需要具体化。 刚刚有人提到了中美两国都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智库，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实，而且改变不了。在网络时代，各种声音发出来都是很正常的。我想如果说我们需要做什么的话，只能说，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声音要使劲地说。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这个当然就需要政府出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需要有一些澄清。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希望他们这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尤其是一些比较温和、比较理性的声音发出来。美国媒体这方面也应该起点作用。 刚刚芮效俭大使提到了一点，乌克兰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和俄罗斯同等的，现在也有。但我觉得美国政府如今的看法已经跟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完全一样了。美国没有把中国跟俄罗斯看成是同等的问题，或者说“中国事先参与了策划对乌克兰的进攻”这个怀疑已经打消了。中国政府和我们的秦刚大使作了多次的澄清，说中国事先并不知道俄罗斯要对乌克兰发动它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实质上的军事上的支援，这个美国政府是很清楚的。 （此文摘自凤凰网报道，为作者在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