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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如何看待俄乌冲突 　　和整个世界一样，战争的爆发令中国震惊。尽管中国有很强的情报收集能力，但中国的判断是普京不会、也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客观看来，通过大军压境、承认东乌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并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东乌，俄罗斯完全可以达到其战略目的：1）迫使乌克兰中立（不加入北约）；2）揭示美国在欧洲安全上“只说不做”（lip service）的本质；3）暴露并加剧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矛盾。然而，俄罗斯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普京总统有着更大的战略目标，或许是他感觉到了必须用战争手段才能遏制的威胁。 　　俄乌冲突的爆发，确实使中国面临两难。一方面，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而且普京总统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继续全方位的战略合作。而且，即便在冲突爆发后，拜登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仍反复宣称中国才是美国“最严峻的”挑战者，继续加强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这使得中国不可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打击俄罗斯，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发起“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世界上展现出一个和平建设者的正面形象。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人们将俄罗斯视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通过展现其巨大破坏能力来维护其大国形象和影响力。这和中国坚持维护和平、积极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建设者形象是矛盾的。而且，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中国以损害中美和中欧关系为代价来强化中俄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努力将中俄关系同中欧、中美关系区隔处理，按照自己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因此，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以“和平解决”为目的的“有原则的中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坚持所有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立场，反对战争，呼吁并尽其所能地推动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二、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北约是冷战的产物。1991年前苏联和与北约对抗的“华约”组织解体后，北约已经完成其使命。然而，北约非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东扩，这是典型的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冷战行为，是导致（俄乌冲突）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摈弃冷战思维、停止冷战行为是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本出路。 　　三、中国愿意积极地同欧洲（主要国家）合作，尽力支持它们为寻求和平解决的斡旋。习近平主席为此数次与德法两国元首通话并举行视频峰会。中国不反对以“诺曼底模式”（德法俄乌四方谈判）来解决问题。 　　四、中国始终维护与乌克兰的正常友好关系，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曾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 　　总而言之，中国不是肇事者，也不是当事者，但中国愿意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贡献力量。 　　战争的解决方案 　　俄乌冲突发生后，一方面由于俄罗斯低估了乌克兰人民抵抗的决心和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挫败，不得不从全面进攻撤退。另一方面，在美国和北约的全力支援下，乌克兰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展现出高昂斗志，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形成了空前的同仇敌忾，使得美国制定了要打败俄罗斯甚至更替其政权的战略目标。现在看来，这一战略目标是大有问题的。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俄乌冲突无非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俄罗斯被打败。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美国和北约直接参战或者给乌克兰提供成建制的重武器装备，并帮助乌克兰掌握制空权，否则，一个不能进行大规模进攻的乌克兰不具备打败俄罗斯的能力。如果美国和北约提供成建制的重武器，甚至直接参战，则必然导致战争升级，这会将整个世界带入有毁灭性危险的灾难之中。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互不相让的持久战争。一些西方的战略家宣称要把乌克兰变成俄罗斯的阿富汗。这种观点十分荒谬。阿富汗处在被重山隔绝的偏远地带，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乌克兰则位于欧洲的心腹之地，对整个欧洲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乌克兰成为持久的战场，那么陷入这个我称之为“乌克兰陷阱”中的不仅是俄乌，也包括美欧，美俄欧都会陷于无止境的消耗之中。乌克兰战争的持久化，不仅将导致美欧的分道扬镳，而且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动乱。毕竟，持续的战争不但使得欧洲面临持续的安全威胁，带来的经济困境也难以忍受。 　　第三种是俄罗斯获得胜利。这不仅将使整个欧洲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也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根本性冲击，对美欧而言这是灾难性的后果。 　　目前要将俄罗斯击败的战略目标是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由此导致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正确。毕竟，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方绝对正确、而对方绝对错误之时，我们已经离地狱很近了。理性的做法是改变这种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尽快停止战争，并以条约的方式将和平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诺曼底模式”和被扬弃的“明斯克协议”至少是值得借鉴的。 　　关于中美关系 　　中美目前的“竞争”是由美国挑起的。在表面的竞争之下，中美双方最严峻的挑战都来自国内。我刚才说过，美国国内难以弥合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极化，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国民在国家认同上的巨大分离，分裂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主义（Americanism），视对方为将美国带向毁灭的邪恶力量，因而势不两立。在这样的情形下，拜登政府及民主党又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国会中期大选。舆论普遍认为，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要遭受失败，拜登政府也将因此提前跛脚，其政策的操控空间将更加狭窄，只有保持强硬才能维持有效的政策运作，因为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成为对方攻击的借口和目标。在俄乌战争上如此，在对华政策上更是如此，由此导致了政策的高度非理性。因此，我始终认为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是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已然十分艰难，而要想改善更是难上加难。 　　就中国方面而言，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美国自特朗普以来对中国的持续打压，并在印太地区组建围堵中国的联盟体系，使得中国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为理性决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且，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压力。在即将到来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国最高领导必须要保持决策的权威性，以便有效地推行既定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美国的无端施压，中国领导人不能示弱，必须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中美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合作必然会给两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和更多利益。而且，中美之间确实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在目前情况下，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就是双方最坚实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全球接近60%的贸易都与中国有关，中国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28%。然而仅有2.7%的贸易是用人民币支付的。在全球12.8万亿的外汇储备中，中国持有近3.5万亿，而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近60%，人民币仅占2.6%。因此，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全球金融秩序的坍塌不仅对美国是重大的灾难，对中国也是一场灾难。 　　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美联储为防止经济下滑无节制地量化宽松，印发了4万多亿的美钞；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加剧了全球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高于预期的加息缩表。但由于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导致大宗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如此剧烈的缩表依然“太迟、太少”，难以抑制已然脱缰的通货膨胀。这使得美国经济面临滞胀衰退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只有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携手合作，才能共同有效地防止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而全球金融稳定对克服目前的经济困境、防止经济衰退至关重要。 　　就全局来看，要防止中美关系滑入灾难的对抗，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也有赖于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毕竟，中美进入难以逆转的对抗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世界分裂为政治上势不两立、经济上互相独立、军事上互相对抗的两个阵营——这是冷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我们人类不会愚蠢到重新步入冷战、犯下我们40年前经过很多努力和付出巨大代价才纠正的错误。 　　防止中美冲突，使中美关系回到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正确轨道上，不仅有赖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美国终将认识到用对抗的方式打压中国行不通，只会两败俱伤，也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美国认识到这个错误。越早认识到这个错误，中美关系就会越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早在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的一年间，中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已经发生了“范式转移”——华盛顿普遍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博弈的“持久战”：拜登政府总体接过了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衣钵，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更重视如何塑造有利于“遏制中国”的国际环境，同时至少口头上更强调要为防止战略竞争脱轨设置“护栏”。与此相对应，北京也日益相信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战略博弈的相持期。中方颇为主流的叙事是，中美博弈反映了两国的权势、制度以及观念之争，将贯穿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外界一般认为，竞争和斗争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核心词汇。 　　当然，实际情况似乎更为微妙。一方面，与两国的官员不时爆发的嘴仗不同，双方领导人在有限的对话中仍然强调要为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留出合作空间，并且也各自表达了不让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的意愿。另一方面，2022年中方正全力准备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美方也面临中期选举这个更为紧迫的政治议程。无论从各自稳定经济的国内需求考量，还是两国政策团队虽不热络但比特朗普时期更可预期的互动方式而言，人们对稳定中美关系有了更高的期待。对此中方显然比美方更见行动。今年年初，北京高调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不断呼吁华盛顿重拾“求大同、存大异”的“上海公报精神”来照亮中美关系的前进之路。 　　然而，俄乌危机的急剧升级并引爆俄罗斯对乌全境的直接军事进攻，不仅让北京措手不及，而且持久的战事以及可能的进一步大规模升级的危险，无疑给本已经非常困难和脆弱的双边关系又压上了块巨石，显著增加了北京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 　　一、三重困境 　　首先，俄乌危机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相互怀疑和敌意。一方面，华盛顿和北京围绕俄乌冲突的起源及责任归咎存在深刻的分歧，其实质是双方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性质及未来发展愿景的重大差异。华盛顿谴责莫斯科对乌“发动侵略战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指责中方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北京则强调俄乌危机不仅历史经纬复杂，而且后冷战以来北约不断东扩而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是导致当前俄乌冲突的重要原因，美西方自身难辞其咎。随着美方大力军事援助乌克兰，通过了高达400亿美元援乌法案，并对俄实施空前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拜登政府高官及美国会两党领袖也纷纷表示要借此全面“削弱俄罗斯”。中方则据此指出，美国和北约正与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真正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来“拖垮俄罗斯”。加之白宫高级官员也一再重申，俄乌冲突不改变美国关于“中国是美国最主要战略对手”的判断，在北京看来，美西方希望通过这场战争，企图恢复其已经弱化的国际秩序主导力，扭转北京经常提及的“东升西降”的全球力量发展轨迹。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美方加紧炒作“中俄轴心论”也日益增添北京对华盛顿的战略警惕和对立。在北京看来，华盛顿和北约领导人断章取义理解2022年2月4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中俄合作无禁区”等词句，目的是妄图坐实中方是俄发动战争的“从犯”罪名。美西方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经济金融制裁后，华盛顿还威胁中方不能帮助俄罗斯脱困，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参众两院通过所谓《轴心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定期向国会提交关于中俄合作及中国助俄逃避美西方对俄制裁的报告。北京则批驳美方是“贼喊捉贼”，认为美方不仅意在借乌克兰危机发战争财，而且企图用“民主对抗独裁”的话术，在国际上组织反对中俄的联合阵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明显加快了以中俄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协作。北京指出美国领导的北约有“亚太化”甚至“全球化”趋势，反映了美方进一步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推动新冷战的战略意图。 　　中美两国政府因俄乌冲突升级的战略敌视，也进一步影响了两国民意对立情绪。根据美国皮尤民调机构今年4月28日的调查，超九成受访美国人认为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严重问题”，同时受访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再创新高”——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美国人占82%。俄乌冲突也引发中国民众广泛关注，尽管民间对俄乌冲突的原因及影响有不同观点，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升级，中国民众大都认为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西方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而且美国和北约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同时削弱中俄两国。 　　其次，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各自总体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安全，更加速了双方科技及关键产业链的分离程度。一方面，俄乌冲突，叠加疫情复苏分化和通胀高企，加剧了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给本已脆弱和失衡的疫后世界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作为世界经济主引擎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受到严重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使得美联储在遏制高通胀和防止经济衰退的政策选项之间左右为难。不少国际经济分析机构发出了美国出现滞涨甚至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预警。对中国经济而言，俄乌战火的蔓延以及美西方国家对俄空前规模的制裁和连带制裁，直接阻断了中方与乌克兰的投资和经贸往来，限制了中国与俄罗斯战前正常的经贸和投资项目。而且中国近年来正加快粮食进口结构多元化，特别是增加从俄、乌进口粮食作物和化肥等农资以改善本国的粮食安全结构，俄乌冲突爆发及其衍生影响对粮食、化肥等供应链的冲击，叠加近年来极端气候对国内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敞口。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不仅加快了中美两国在科技和关键产业链的脱钩趋势，而且对中美金融领域的合作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北京尤其关注美国实施的两个步骤。其一是参院近期通过《美国竞争法案》修订版，标志着美国立法部门推动对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脱钩进入快车道。其二是拜登总统于5月23日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美国加快构建“去中国的关键供应链”同盟。对北京而言，俄乌冲突不仅让北京要进一步面对中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脱钩的压力，美西方对俄发动史无前例的金融战，包括冻结俄罗斯在美西方国家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也使得北京日益意识到全面防范和反制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全面提高中国对美斗争中“金融武器”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需要大力谋划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预示着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脱钩”趋势正从科技和关键产业链等实体经济加速向着以金融、银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蔓延。 　　第三，台海紧张升级的警报器被不断拉响。一方面，早在俄乌冲突升级前，拜登政府继承了其前任“以台制华”的战略，即华盛顿在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框架下，大幅提升台湾在美全球和地区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地位，美国政府“一个中国政策”被不断掏空。对北京而言，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项重要倒退引起中方高度警惕和不满。其一是拜登基本继承了前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明确把“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作为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法理和政治基础，大幅提升美台关系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其二是拜登政府继续有意混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下对大陆和台湾的定位，以及美频繁威胁施压欲与北京建交的“台湾邦交国”等行为，都被北京认为是支持台湾民进党政府实际推行的“一中一台”政策的严重挑衅举动。在中方看来，美国日益空心化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方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没有太多政策交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已被严重侵蚀。美国政府不仅日益虚化其“一个中国政策”，而且正通过加紧美台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来阻遏大陆统一台湾的步伐，和平统一时间是否仍掌握在中方手里成为中国国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对美台关系的这种认知势必影响中国政府和民众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走向。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有加速“战略清晰”之势，加剧了中美之间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难度。尽管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是否要放弃台海政策上的“战略模糊”时有争论，但总体局限在智库专家圈内，美国政府对于一旦台海有事，美国是否必然军事介入仍然表态谨慎。但是俄乌冲突后，不仅华盛顿的智库专家密集高调讨论所谓“俄乌冲突对台海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也纷纷对所谓北京可能武力攻台的前景及后果发出警告。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中国大陆将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中汲取经验，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威胁说，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在美方看来，美西方团结全方位制裁孤立俄罗斯，援助乌克兰开展对俄“持久战”不仅能够削弱俄罗斯，而且增加了对北京所谓“武统台湾”的威慑效应。期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拜登在5月23日访问日本时公开宣称一旦台海起战火，美军将协防台湾。尽管白宫及拜登本人事后表示美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但北京对拜登政府包括其本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信任度也降到新低。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众多智库专家也毫不掩饰地鼓励台湾应该多从乌克兰“非对称”、“灵活”的对俄军事战略中学习在冲突场景下对抗大陆的经验。此外，华盛顿还通过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的方式，鼓励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在台问题上向北京施压。从中方角度看，华盛顿故意将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同一个没有主权的台湾相提并论，暴露了其所谓“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虚伪，是为日后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做法理准备。俄乌冲突后，美国政府对台海问题最新的政策宣示或对华威胁，都进一步证明了美“以台制华”力度正不断升级，其不惜武力阻止两岸统一的政策走向进一步清晰。随着北京对华盛顿在涉台问题上不满和不信任与日俱增，加之双方目前对话交流的机制运行不畅，未来围绕台海问题不确定性和危机风险将持续上升，势必严重冲击中美关系乃至全球和平稳定。 　　二、两大启示 　　无论是对国际安全秩序、大国关系格局还是世界经济发展而言，俄罗斯同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是冷战结束三十年来的又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混乱的年代催人深思。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俄乌冲突背后的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方面尤为重要。 　　一是，必须审慎管理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一般而言，除非结盟，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属于常态，无法根除，只能管理。众多的历史案例研究表明，有效缓解大国安全困境的途径首先需要大国之间经常性的战略沟通、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彼此刻板印象固化各自对对手的动态认知，从而不断增强相互之间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准确把握。其次，大国之间要对彼此的核心安全利益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防止不断在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切香肠”而导致安全困境的继续升级甚而失控。安全困境理论还强调要管理好本国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安全困境的刺激作用，尤其要防止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及转嫁国内各种困境，通过炒作“外敌”从而加剧大国之间战略敌意和对立。 　　这些理论上的总结，都是源于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大国安全困境演化乃至恶化的悲剧。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的爆发与美苏之间安全困境的管理失败密切相关。比如，由于安全文化差异和历史经验等原因，二战后的美苏相互之间都难以理解对方安全政策的复杂原因，双方采取的所谓防御性的安全行动不断引发对方的焦虑和升级反应。在此安全困境不断加剧过程中，又被两个因素进一步放大。一是对对方战略意图判断用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特性等所谓“结构性因素”进行归因，比如凯南的长电报就是当时美国对苏联认识的典型代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国内政治进一步恶化了相互的安全困境。美国政治制度特性、权力制衡和利益集团的作用，使得美国领导人不断夸大来自海外的危险，并借以提升他们在国内的权力。类似的，苏联对美国行为的意识形态化解读和苏联高层对东欧地区强烈的控制欲望，使得美苏之间固有的安全困境不断升级成为一系列的安全对抗事件，导致冷战全面爆发。 　　如今俄乌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为兵戎相见，对欧洲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稳定带来严重冲击，其背后固然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安全利益纠葛，但同时也揭示出俄罗斯同支持乌克兰现政府的美国及北约之间长期的安全困境管理的失败。包括凯南、基辛格、盖茨等美国众多战略家和前高官也都承认冷战后北约背弃承诺、不断东扩严重刺激了俄罗斯的敌意。美西方对俄罗斯长期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维”、根深蒂固的“刻板的敌人意向”、服务国内政治议程的需要，最终导致美西方同俄罗斯安全困境急剧升级并引发灾难性后果。同样，中美双方也应该从历史和现实悲剧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共同管理好两国之间日益严峻的安全困境。 　　二是，必须尽力防止大国之间的新型混合战争的失控。俄乌冲突不仅已经演变成一场美西方同俄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更是一场集合了军事战、情报战、金融战、认知战、外交战等多条战线同时开战的21世纪新型混合战争。新型混合战争相对于传统的军事冲突既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大量军人和平民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但最大的不同是战争升级（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升级）的不可测风险进一步上升。这种不可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型混合战争的经济影响会迅速超出传统战争的地理范围，形成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研究，俄乌军事冲突特别是美西方对俄实施超大规模经济战，使得严峻的能源、粮食短缺和沉重的债务危机迅速冲击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使其面临疫后复苏艰难和俄乌冲突的双重打击。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冲突，大国之间新型混合战争对世界经济危害的风险急剧上升。 　　其次是金融“武器化”及其滥用增加了传统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尽管美西方政府津津乐道对俄罗斯的超级经济制裁正严重侵蚀俄罗斯的经济运行，但由于超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和经济封锁对俄罗斯经济社会的破坏和对俄罗斯民众的伤害往往没有像战火直接造成血淋淋的人员伤亡和城市摧毁，所以施加者往往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金融武器滥用和长期化趋势。对于受害者而言，是否只是以牙还牙地用经济手段反制对手，还是全面升级军事冲突本身来对抗金融战和经济战？如果战争一方认为对手的金融战已经造成本国核心安全利益的不可逆的破坏，就可能显著增加其大规模升级战争来迫使对手后退的动机。 　　三是核战争阴影再次笼罩欧洲上空。不要忘记，俄乌冲突背后仍是世界两大核武力量的较量。 随着拜登政府发出了通过俄乌战争“永久削弱俄罗斯”的明确信号， 美国显著提升了乌克兰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这是否会强化普京政府的一个固有观念，即俄同美西方在乌克兰的较量是俄罗斯的“生死存亡”之役？俄罗斯方面也再次发出了信号，如果北约和美西方对乌战事的介入和对乌支持造成了俄无法承受的战略代价，俄罗斯将毫不犹疑地用致命武器予以反击，这也意味着整个北约都将面对又一次的“古巴导弹危机”，及其所引发的“核大战”危险。 　　2500年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无论战争形态发生多少变化，我们仍然要清醒认识其关乎国家和民众生死存亡的根本影响。对于中美两国决策者而言，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管理中美竞争关系，防止失控甚至陷入对抗和军事冲突，是必须谨记于心的国之大事，不可不察。尤其对于当前美国国内那些津津乐道新型混合战争效果的人士，更应当认真从俄乌冲突中汲取教训。

　　感谢“世界和平论坛”的邀请。我在这个时候想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点，要恢复和增进正常外交往来。过去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里，中美之间正常的往来几乎中断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起步，恢复密切的外交往来。我记得1991年至1995年间，芮效俭大使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很多的交往，那个时候中国的智库还不发达，但是他跟我们学者之间的往来很多，我受益匪浅。对于丹尼尔·拉塞尔先生和董云裳女士，我记忆最清楚的是，2015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他们两位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前夕的准备工作，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是马克斯·博卡斯，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很深入的交谈。他们提出中美关系需要解决三个很紧迫的问题，一个是贸易赤字，一个是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第三个是网络安全。后来他们提出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网络安全问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就派遣他的特使孟建柱国务委员到美国进行访问，这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10天发生的事情，应该说是中美之间外交密切接触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问题得到了缓解，那次访问很成功。回过头来可以想象，从2015年9月习主席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到现在已经7年了，中国国家主席没能再到美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而美国总统上一次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来到中国，时间也已经过去5年了。我觉得，现在虽然中美之间高层的交往还在持续，但更多还是网络上的沟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跟美国总统在过去一年多已经有了4次电话或者网络的交谈，这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觉得这样的高层交往，包括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应该继续，而且应该增加。 　　现在更紧迫的问题是，双方的航线应该恢复到正常状况，使双方的外交官和两国的使馆、领馆都能进行更多的正常活动，我觉得这对于防止战略误判、了解对方的内心想法非常有用。如果我们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必须要通过外交官的接触，不光是外交官的接触，也包括商务官员之间的接触、企业之间的接触，来增进相互的交流。这是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尽快恢复交流。我今年2月至3月间到美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见到了不少美国朋友，跟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第二个希望，双方应该想办法避免战争。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下滑趋势很明显，一般的判断就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如果恶化了，一步一步最后就会导致战争的发生。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呢？我们当然希望避免战争，但是我没有把握说中美之间一定在最近的将来不发生战争。如果双方发生战争的话，最大的危险是台湾海峡地区，也就是说，中美关系核心的问题、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上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出现危机，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交战。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之后也出现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没有直接发生冲突。我想起现任的美国两位高级官员杰克·沙利文和库尔特·坎贝尔在《外交事务》刊物上发表文章，题为《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中美之间处理得最好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我虽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是有一定想法的，就是说两个国家通过外交的接触，通过经常的交换意见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发生战争。 　　到现在美国还在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这跟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区别的，但是美国还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还在说美国不支持台独。中国方面一直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但是为什么最近感到台湾局势非常紧张呢？我觉得，我所看到的一些舆论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或者有些吃惊。比如说，美国智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台湾将要出大事，中美在台湾之间要打仗，中国在最近的将来或者有一个时间表要用武统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我应该说非常关注台湾问题，但是没有听到过中国政府高官讲到“武统”这句话，我也没有听说他们要用武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但是美方有人在这样鼓吹，我认为，这种鼓吹是不是有一点妄议，或者包含祸心呢？我是有这种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想把中美之间拉入战火，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我个人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抱有信心的，因为中国在发展，在继续繁荣，经济在繁荣，而且非常强调法治。在台湾问题上，我觉得台湾回归祖国只是时间问题，“台独”是没有希望的，美国不支持“台独”，“台独”也就难以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来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包括在舆论方面，不能再允许这样过火的言论战占领我们舆论的中心，这样就不会出现中美的大战。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冲突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避免的就是发生战争。 　　第三个希望，继续发展经贸关系和科技交流。其实在中美关系已经下滑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经贸交流还可以保持一定规模，甚至于最近的消息是，2021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出口达到了历史新高，就是说中美之间货物的贸易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了贸易战之后，中美双方都受到损失。就我看到的资料，美方损失更大，美方企业受到很大损失，所以我期待美国要减免一些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税。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听到了一种让我感到非常不高兴的言论——“国家安全高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不就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嘛，怎么能说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呢？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埃文·格林伯格、他的父亲莫理斯·格林伯格，他们都主张中美经贸关系要继续发展。埃文在CSIS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的基调是，要基于利益来处理对华经济关系，而不是基于美国人所说的意识形态原则或者其他东西。我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但是他也提出来，好像在美国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在政治中受到排挤，甚至有人诽谤他们。我觉得这个政治障碍应该解除。同时，我知道我们中国企业界的朋友非常急切地要恢复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交流，特别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美国企业也希望在中国投资。 　　我觉得下一步的中美关系，在我所希望的目标有所实现后，就是说两个国家能够恢复和增进正常的外交往来之后，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个共识现在不是很清楚。中美双方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觉得双方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余地。有人提出中美之间需要有第四个联合公报，我觉得第四个联合公报恐怕是做不到的，那样一个全面的状态、一个非常完美的、有历史意义的共识可能很难达成。但是起码双方可以谈起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避免冲突，怎样增进合作，我们需要具体化。 　　刚刚有人提到了中美两国都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智库，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实，而且改变不了。在网络时代，各种声音发出来都是很正常的。我想如果说我们需要做什么的话，只能说，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声音要使劲地说。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正确，这个当然就需要政府出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需要有一些澄清。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希望他们这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尤其是一些比较温和、比较理性的声音发出来。美国媒体这方面也应该起点作用。 　　刚刚芮效俭大使提到了一点，乌克兰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和俄罗斯同等的，现在也有。但我觉得美国政府如今的看法已经跟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完全一样了。美国没有把中国跟俄罗斯看成是同等的问题，或者说“中国事先参与了策划对乌克兰的进攻”这个怀疑已经打消了。中国政府和我们的秦刚大使作了多次的澄清，说中国事先并不知道俄罗斯要对乌克兰发动它所说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且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实质上的军事上的支援，这个美国政府是很清楚的。 　　（此文摘自凤凰网报道，为作者在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讲话。）

　　6月10日，中美国防部长面对面会谈在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式开始前举行。这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防长奥斯汀的首次线下会晤，也是两人今年4月通话之后的又一次交流。在中美关系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此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两国两军关系，对两国重新认识军事交流的关键意义或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 　　军事关系历来是国家间关系中最敏感也是最受关注的领域。近几年来，随着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急速下滑，中美军事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让人唏嘘。2012年以来，军事关系一度是中美关系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两军各层级交流很是频繁，相关对话平台和联演活动呈现机制化趋势，成为继经贸关系之后中美关系新的“稳定器”。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军事交流大为减少，军事领域更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此次香格里拉会晤距上次中美防长会谈（2019年11月）已有两年多时间。 　　从会后披露的信息看，双方在此次会晤中均强调了“保持经常性沟通”的重要意义。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将这次会晤称为“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指出双方都认为应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行经常性沟通。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强调了“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意义。此次会晤也由预定半小时延长到近一小时。中美两军下一步将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商讨两军交流合作事宜，尤其是在工作层之间协商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推进合作性项目，这些行为将增加两军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不仅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历史关头，俄乌冲突也引发人们对国际安全的重大担忧。中美防长在两年多的间隔之后再次面对面沟通，无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有助于稳定两国和地区国家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良性预期。 　　危机管控是中美在此次会晤中强调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是中方强调的“管控风险危机”，还是美方提出的“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均突显中美两军在当前形势下承担着维系中美关系底线的重要使命。毋庸置疑，军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终极保障。但鉴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态势，稳定和可预期的军事关系仍然是确保“不冲突不对抗”的根本。美国方面近年来高调宣扬“大国竞争”，对华遏制围堵无所不用其极，实施“一体化威慑”的新军事战略，军事竞争和对抗的风险前未有地突出。对于中美而言，当务之急是保持近期军事交流的势头，一面不断提升军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一面用好双方已有的危机管控机制。2015年签署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对于中美预防意外风险、加强危机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应该更好地予以落实并不断升级更新。 　　在两国整体关系的氛围下，中美军事关系对于避免冲突的托底作用纵然关键，但其发展的上限仍然取决于两国的政治互信。从中国方面来讲，既要充分认识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要警惕美国在军事关系领域愈发突出的两面性。美国此前将军事交流视作了解中国军力发展进程、影响中国军队思维的重要方式，近些年来愈发强调危机管控问题。美方目的既有约束中国军力发展的成分，例如持续要求搞所谓的战略稳定对话，也是试图通过稳定两军关系来无所不用其极地放手对华打压。在美国看来，现阶段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它就可以继续从台湾、南海、军事同盟等多领域实施遏制政策，同时避免引发中国的重大反制。这种考虑其实就是拜登政府屡次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加上“护栏”的原因所在。正如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所反映的，美国防长一面似乎对华释放了缓和的信号，一面仍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会前，美国在对台军售、地区军事同盟等方面也动作频频，针对中国的长期军事投入和规划不断升级。中国对此应保持必要警惕，更需要在当前形势下充分发挥军事外交的作用，用好军事威慑的效力，加紧构建符合自身和地区国家利益的区域安全安排。

　　针对美军方宣布致阿富汗人坠亡的涉事机组被认定不违规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5日表示，世人已经看清美国所谓“保护人权”的虚伪面目，美国戕害各国人权的罪行必将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之际，一架美军C-17运输机在喀布尔机场仓促起飞，造成至少两名阿富汗人坠亡。在近10个月后，美军方宣布对涉事机组人员的调查结果，认定他们的操作遵守了相关规定。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美军肇事人员免受追究，这不是新闻。人们已经看到太多美国为美军罪行袒护、开脱的案例。”汪文斌说。 　　汪文斌表示，2021年8月29日，驻阿富汗美军以反恐为由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喀布尔一处民居，造成10名平民遇难，其中最小的只有2岁。美方宣布参与喀布尔无人机袭击的军事人员不会因此面临任何形式的惩罚。 　　2020年9月，为了报复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军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美方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两名高官实施制裁。 　　2019年11月，3名在阿富汗、伊拉克犯下战争罪行的美国军人受到赦免。 　　汪文斌说，一桩桩冷酷无情的案例告诉人们，美国对他国百姓的死活毫不在意，对他国民众的人权更视若无物。美军随意杀人可以免受惩罚，因为美国强大。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百姓被任意杀戮却无处申冤，因为他们弱小。这就是美国的规则——21世纪的丛林规则。 　　“但是霸权不会长期横行，正义总会得到伸张。世人已经看清美国所谓‘保护人权’的虚伪面目，美国戕害各国人权的罪行必将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他说。（记者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