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犯众怒，连盟友也不忍了
美国政府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反对。据美国政治网站Politico10月27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朔尔茨26日在巴黎举行会谈，尽管双方在能源和防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存在扭曲市场的措施，目的是说服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美国。法德威胁要对美国进行贸易报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得人心，连盟友也忍不了了。 高额补贴引不满 美国总统拜登于今年8月将《通胀削减法案》签署为法律，其内容包括未来10年投入约43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以及强化医疗保障，部分条款涉及美国政府为本土电动车产业提供高额补贴，引发欧盟不满，认为这对欧洲汽车制造商构成歧视。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引发法德官员的强烈反对。据美联社10月20日报道，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要努力让欧洲对美国《通胀降低法案》做出适当反应，这一法案可能会危及欧洲处于发展中的领域。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说，由于美国的高额补贴，会吸引企业从欧洲迁往美国。 据Politico报道，此次巴黎会谈期间，尽管法德在一些关键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同意，“如果华盛顿继续推进《通胀削减法案》，欧盟不能坐视不管”。马克龙曾在接受法国电视频道France 2时明确反对，“我们需要像美国人一样出台‘购买欧洲货法案’，为欧洲制造商保留补贴”。朔尔茨称，“如果华盛顿拒绝柏林和巴黎的要求，欧盟将对美国推出类似的反制措施。”Politico报道分析，巴黎会谈释放的信号是，如果美国不削减补贴规模，那么欧洲将不得不反击，通过制定类似激励计划避免不公平竞争和投资损失。此举可能导致新一轮跨大西洋贸易战。 欧洲工业受冲击 法德如此强烈反对不无原因，受欧洲能源价格上升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影响，一些欧洲公司正在被“吸”到美国，对欧洲经济形成不利冲击。德国宝马汽车公司10月19日宣布，将投资17亿美元在美国生产电动车，包括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建一家车用电池组装厂。据Politico报道，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10月26日宣布计划减少其在德国的工作岗位和商业活动。巴斯夫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布鲁德米勒提到，欧洲居高不下的天然气价格以及更为严格的监管是促成这一计划的重要因素。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同美国一道对俄罗斯施加严厉制裁，试图打击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却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紧张、价格飞涨。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1日报道，美国经济成为欧洲能源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国较稳定的能源价格和政府支持吸引下，欧洲企业正把生产转移到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和供应链持续阻滞正威胁欧洲，可能导致欧洲开始“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出台一系列刺激制造业和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措施补贴，一再冲击欧洲工业。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政策不公平地歧视在美国以外生产的电动汽车，相当于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路透社刊文称，欧盟反垄断机构负责人玛格丽特·维斯塔格10月26日表示，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和飙升的能源价格对欧洲的一些企业构成了风险，“这将使欧洲的部分工业基础陷入危机”。 贸易秩序遭破坏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坑的可不止欧洲盟友，日韩也深受其害。 德国《商报》网站10月14日的评论文章认为，随着最近的《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拜登正在激怒其盟友日本和韩国。在日本通过外交官无声地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时，韩国政府已经出离愤怒。《金融时报》刊文分析称，韩国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感到愤怒，因为这一法案将在韩国生产的电动汽车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据彭博社报道，韩国已经表示，韩国将有利于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的规则视为“背叛”，并将“积极”考虑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事实一再表明，美国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破坏者，长期奉行贸易保护主义。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全球贸易争端。今年3月4日，拜登政府宣布将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货”中美国制造零部件的比重提高至75%，这是70年来“买美国货”政策的最大变化。拜登政府近来出台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招致广泛反对说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最终损人不利己。
美媒：美国科技企业繁荣行将结束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28日报道，从亚马逊到元宇宙等很多企业都在适应动荡时代，科技繁荣行将结束。 大型科技公司一周来的收益情况让投资者受到沉重打击。此间，人们担心经济衰退以及强势美元对原本被认为较具韧性的企业造成严重冲击。 这些行业巨头警告说，未来将有更多痛苦。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格尔辛格说：“目前难有任何理由认为，很快会有什么好消息。”英特尔公司已下调全年销售前景。他27日说，美国的通胀问题、能源成本高企和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经济备受震动，加之亚洲的乱局，这些情况意味着，“在要步入下一年之际，我们看来仍要遭受经济逆风”。 在新冠大流行初期增长强劲的科技公司现在感受到，高通胀、持续加息、货币领域逆风以及其他问题等新现状对公司收益报表构成影响。今年早些时候，个人电脑销售和数字广告等领域出现放缓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正在向云计算等原本被认为能够抵御住经济疲弱局面的领域蔓延。 其结果是，包括苹果公司、亚马逊公司、微软公司、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平台公司以及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在内的行业领军企业，当前纷纷加大成本管控力度并调节员工规模。这听上去倒更像是老式蓝筹企业的做法，而不应是志存高远的科技巨头的作为。 此外，工业部门今年三季度也表现出感受到经济放缓影响的明显迹象。芯片制造商得州仪器公司投资公关部主任戴夫·帕尔25日在一次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说：“我们已看到，疲弱之势开始在工业市场扩大开来。” 由于个人电脑及其他个人电子产品的需求量下滑，这些问题正导致科技企业已经十分困难的处境更趋恶化。据高德纳咨询公司称，今年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同比下降近20%，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 在整个科技行业，企业当前纷纷积极采取举措削减成本，并让员工们为未来的艰难时期做好准备。 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达尔·皮柴27日在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说，公司过去发展过快，现在需要更负责任地处置企业开支问题。 亚马逊公司首席财务官布赖恩·奥尔萨夫斯基在公司公布季度业绩后说：“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确保，公司当前的盈利能力并非新常态。” 亚马逊已转租数百万平方英尺（1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的仓库空间，并让旗下一些团队停止招聘。奥尔萨夫斯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将对招聘工作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研究公司成本结构，寻找可以省钱的领域。” 英特尔公司27日称，该公司计划2023年削减30亿美元成本，从2025年起年均节省80亿至100亿美元。格尔辛格说，公司当前已着手裁员，并考虑剥离部分业务，以应对当前的经济状况。 元宇宙平台公司的马克·扎克伯格说，这家目前拥有8.7万余名员工的社交媒体巨头明年可能缩减员工规模。该公司还表示，正在合理处置办公空间。 科技公司的高管们纷纷表示，他们已敏锐地意识到，物价持续上涨和经济动荡当前给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压力。 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竭力推介该公司的Edge浏览器，称该浏览器可为消费者省钱。他说，人们当前都在使用该浏览器的优惠券和价格比对功能来省钱。 对于一些科技巨头来说，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数字广告市场过去一年出现严重混乱。苹果公司去年针对广告追踪功能推出的调整措施，以及经济衰退推动的削减开支举措，导致以数字广告业务为主的企业严重承压。 “字母表”公司本周发布报告称，YouTube广告销售额首次出现同比下降。元宇宙平台公司的收入已两连降，股票遭大规模抛售导致该公司市值降至2016年的水平。
谈地区大国援助太平洋岛国，澳智库报告不忘踩中国
法新社30日称，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地区大国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2020 年的财政援助比前一年增加47%。 提及上述研究，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达扬特对法新社说，“贷款大幅增加”，融资总额飙升至 42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大致相当于斐济的国内生产总值。报道引述达扬特的说法称，太平洋岛国的旅游业和贸易受疫情影响严重，因此，“太平洋岛国面临着大规模经济收缩，需要给予大量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太平洋岛国经济总体萎缩 6.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报道称，由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是大幅增加援助的机构之一。大部分援助以直接贷款的形式提供，缓解了岛国的短期财政压力。 法新社引述上述研究的说法称，尽管北京在过去十年中加紧推进基础设施项目，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际支出在 2020 年有所下降。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实施了近500个成套项目、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优惠贷款项目，帮助建设道路、桥梁、码头等重要基础设施。 法新社提到，自 2020 年以来，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的关系大大加深，所总理索加瓦雷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达扬特无端指责称，中国人正“将资金直接转移到所罗门群岛，以获得关键政客的支持”。 自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美澳等国便不断表达所谓“严重担忧”。两国不仅持续推出多项所谓措施向太平洋岛国示好，还经常向中国“泼脏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此前表示，虽然澳大利亚号称是南太地区最大援助国，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减少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 专家提到，对于南太岛国而言，中国在当地建设的公路、港口、学校、医院等项目为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受到广泛欢迎；但美西方的援助和合作项目通常都附带有政治条件，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没有全部直接投入到改善经济和民生的建设之中，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美媒爆料：美国正加快向北约在欧洲基地部署更精准的战术核武器
美国时间10月26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爆料称，美国正加快向北约组织在欧洲的基地部署更精准的战术核武器。 美媒称，一份外交文件显示，在本月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后，美国官员已告诉北约盟友，最新版本的B61-12战术核弹将在今年12月抵达欧洲进行部署，按照原计划，这款战术核武器在欧洲的部署时间应为2023年春天。而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称，B61-12战术核弹部署时间可能会比文件显示的时间进一步提前。 据介绍，部署在欧洲的B61-12战术核弹将供美国和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军机使用。美媒称，俄乌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让外界担忧西方国家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对于这一消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回应称：“虽然五角大楼不讨论美国核武库的细节，但用B61-12战术核弹替换旧版本武器是美国核武库长期计划和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这一行动与当前的乌克兰局势无关。” 美媒表示，对很多关心该领域的专业人士而言，新型核武器的部署时间出人意料，他们担忧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原本就十分危险的局势。报道称，10月17日，北约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坚定正午”核演习，这一演习将在本周日结束。而在26日，俄罗斯举行了大规模的核演习，俄罗斯防长称这次演习是为了模拟应对敌方大规模核打击。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认为，匆忙进行这种部署很奇怪，“他们一直说，不会用核武器来应对这种局势。我不认为他们愿意走这条路。” 非盈利核裁军组织“犁头基金会”的姆·科利纳称，提前部署新型战术核武器并非针对俄罗斯，而是美国向欧洲盟友提供安全保证的一种方式。 B61-12战术核弹能够由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携带，其主要升级在于提高武器的命中精度。目前，美国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部署有大约100枚旧版本的战术核弹
欧洲能源“断供”危机，美国该负什么责
眼看着10月就要过去，但9月底发生的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溪”天然气输送管道“爆炸漏气事故”还没有调查出结果。对俄制裁导致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持续削减，让很多欧洲国家深陷能源短缺的烦恼之中。而美国此时却忙着“杀熟”，从对欧能源出口的买卖中大赚一笔。西班牙拉海恩网站称，美一直声称欧洲国家是盟友，但实际上从未尊重过欧洲的利益，并有意通过消耗战来牺牲欧洲——欧元贬值、通胀加剧、中产阶层陷入贫困、普通民众为能源危机增加开支，这些都让欧洲苦不堪言。实际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开始至今，欧洲在能源战略上受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影响一直很大，可以说没少吃美国的亏。 “俄欧无法再利用能源供给关系调节地缘政治关系” 欧盟新闻网站EurActiv 10月初刊文称，一些欧盟国家对美国和挪威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得空前收益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并敦促欧盟委员会就“以更好的价格购买天然气”与相关国家谈判。实际上，这些欧洲国家早就知道美国在下一盘“能源大棋”。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2018年发布的工作文件《美国能源政策的发展》提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为向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施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利比亚、沙特等阿拉伯成员国于1968年初成立了另一个重叠的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APEC）。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愤怒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石油禁运。这让欧美国家突然间明白了能源保障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从那时开始，欧洲国家就在寻找中东以外的能源保障。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近日刊登题为《无忧无虑的陷阱——欧洲如何将自己逼入能源危机》的文章，回顾那段石油禁运导致欧洲能源短缺的历史时说：“欧洲与莫斯科的天然气合作始于1970年签订的天然气换管道协议——德国向苏联提供大直径管道及开发西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所需的设备，莫斯科则用天然气来回报欧洲。尽管双方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这笔买卖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合作不断扩大。” 那时，欧洲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美国会成为最大的“黑金”生产国之一。过去10年间，美国更是依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产量爆发式增长，占据天然气产量世界第一的位置。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的分销结构，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东部、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新建10多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雄心也表明，美国政府的重心将继续放在向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老盟友出口天然气上。自2011年以来，立陶宛、波兰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也建造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专门用于进口美国能源。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看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关系逐渐成熟，两者之间各有所需。当时，欧俄形成互动：通过地缘政治的变化获得能源，同时利用能源供给关系来调节地缘政治关系。但近些年，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一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想向欧洲推销自己的页岩气；二是欧洲自己要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所以加大了转型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想通过能源供给关系影响欧洲的目的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反过来对欧洲对俄政策的影响也是一样的。 《外交世界》德国版今年6月的一篇文章反思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欧盟犯了两个错误：对俄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骤减时，因应对计划不足，缺少“可靠和负担得起”的替代解决方案；违背欧洲的利益，一味赞同华盛顿的立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拒绝美国提出的放弃“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要求。但德国新政府，尤其是绿党的反对，破坏了德国和欧洲能源政策的延续性。今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和来访的德国领导人会晤时明确表示，未来德国的能源政策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柏林决定，“如果俄罗斯的坦克或军队进入乌克兰，那么‘北溪-2’将不再存在，我们将结束这一切”。 “在肉食动物的世界里，欧洲不能成为食草动物” 有西班牙媒体这样悲观地描述：“又一次，拖着能源短缺锁链的鬼魂出没于欧洲。能源危机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行业都喘不过气来。”为减缓能源成本上升对民众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实施国家补贴措施。对美国能源依赖相对算少的西班牙政府为此也准备支出355亿欧元，占其GDP的2.9%。 德国柏林一所高校的能源政策研究学者海克·克洛维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能源危机对当地人的生活影响很大，他家附近的超市现在都提前关门，自己已抢购了冬季烧壁炉用的木柴。使用电暖气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担心高昂的费用会让他们明年的日子不好过，因为许多国家电费是延迟缴纳的。 “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减少意味着对美国能源依赖的增多。”海克说，在能源领域，欧洲缺少战略自主，德国更是缺少长远的能源政策，如过早淘汰核电站。他认为，能源危机背后体现的是能源政治，欧洲现在被美国主导的能源议题所捆绑。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一直在强调与欧盟合作，实际上是要让欧盟更依赖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因分歧严重，要实现确保能源供给的统一战略还显得力不从心。 “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批评欧洲大陆过于依赖俄罗斯和美国时，他想说，‘在肉食动物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成为食草动物。’”西班牙Antena 3电视台网站10月12日报道说，俄乌冲突升级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弱点暴露出来，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能源方面高度依赖美俄等能源出口国，这让欧盟的决策者越来越意识到“建立一个能拥有自己资源的欧盟”是多么重要。文章说，事实上，欧盟对美俄之间直接爆发冲突的最大担忧就是欧洲大陆将面临没有安全、缺少能源和粮食的困境。 有西班牙媒体在分析“欧洲能源政策为什么失败”时举例说，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电站泄漏事故后，出于安全风险忧虑，德国政府制定“逐步关停境内全部17座核电站”的核电退出计划。今年7月，德国经济部表示，鉴于今年冬季电力供应短缺风险增高，原定年内“退役”的现存三座核电站可能需要延期运行。法国能源经济学家米歇尔·盖伊近日也撰文称，欧盟委员会的能源政策一度拒绝将核能作为绿色能源纳入可持续投资清单。但一些欧洲国家把核电边缘化的同时，又没有很好地利用风能、太阳能，因此加剧了能源危机。盖伊认为，欧盟对俄发动“经济战”和采取“荒谬”的能源政策，使其成为俄乌冲突升级的主要受害者。迫不得已，一些欧洲国家又开始重启煤炭发电。 “欧洲主要是转型的步伐迈得太快，没有跟新能源发展协调起来，比如现在的风能发电、光伏发电还没有做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欧洲一些舆论反思，如果欧洲的化石和核电能源退出得比较慢的话，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严格来说，欧洲国家追求绿色能源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它们除了对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外，化石能源退出的速度与新能源增长的速度也不匹配。 10月26日，欧洲环境署发布报告称，一些欧洲国家近期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料，产生更多碳排放，未来几年，欧洲需要持续进行大幅减排，才能实现此前设定的碳中和目标。还有分析人士担心，美国会以欧洲重启煤电为由，为自己逃避减排找借口。 客观地说，欧洲能源困境离不开美国的欧亚地缘政治博弈，如利用相关国家的矛盾，影响土耳其、以色列打造东地中海—欧洲油气管道的计划。此外，美国还掌握着操控价格的主动权。今年7月，美国一家大型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放风说，“受美国减排要求的影响，可能会中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样的警告声一出，短期内无疑抬高了美对欧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到了8月，这家看好外部市场的公司又传出希望增加生产线和油气储罐等综合设施的消息。 “欧洲并不想在安全和能源上过度依赖美国，成为其附庸，但现实暴露了美欧关系中非常脆弱的一面。”欧洲智库的各种预测表明，俄乌冲突对欧盟的冲击将大于对美国的冲击。欧洲能源战略自主的概念，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杰里米·夏皮罗算了一笔账：2008年，欧盟经济总量16.2万亿美元，略胜美国的14.7 万亿美元。到2021年，欧盟的新数据是17万亿美元，而美国接近23万亿美元，欧盟被美国甩在身后，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拥有更好的能源优势，它是天然气和石油的净出口国，欧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北美合作伙伴。 “基辛格说过：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美国官方机构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欧洲国家进口美国原油约2.131亿桶，亚洲国家进口美国原油约1.911亿桶，“6年来欧洲首超亚洲，成为美国石油的最大买家”。同时，因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大幅增加对欧洲的供应，美国在今年上半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还有预测说，最迟到2030年，欧盟成员国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总量将超过此前从俄罗斯进口的总量。美国对欧洲能源出口增多的同时，价格因素已引发后者不满。不仅法国总统马克龙抱怨美国高价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等能源“不是友谊的真谛”，欧洲议会议员、法国前交通部长马里亚尼也表示：“美国正利用俄乌冲突巩固在欧洲的经济霸主地位，法国已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崔洪建认为，欧洲能源危机是一个多因素的产物。现在欧洲也在反思，为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的问题，欧洲国家领导人频繁到访西亚、北非等国，就是不想长期依赖美国、做亏本买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认为，面对日益升级的俄乌冲突，美国不能对与自身仅具有基于“利益”和“地缘”经济纽带的沙特等产油国发难，一些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也深知美国当下的这一软肋，因而可以“纯粹出于经济考量”，直接对美国发难，“响亮地”拒绝石油增产要求。但美国的欧洲盟友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冲突中来，因此在保障能源供给、控制油气价格等方面显得很被动。...
中方呼吁切实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当地时间10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乌克兰生物安全问题。中方在会议发言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储存或使用生物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早重启停滞20多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切实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中表示，生物军事活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中方在二战期间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储存或使用生物武器。所有缔约国都应严格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目标和原则。 俄罗斯公布的有关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线索，理应得到有关方面有针对性的回应。中方呼吁相关当事方采取负责任态度，切实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义务，对俄方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全面、深入澄清。应俄罗斯要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于今年9月就此举行正式协商会议。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方面没有对俄罗斯提出的疑问作出充分解答和澄清。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建立核查机制是确保裁军、军控领域各项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必要手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应成为例外，留有空白。中方再次呼吁各方相向而行，以11月底即将举行的《公约》九审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尽早重启停滞20多年的核查议定书谈判，推动建立多边核查机制，切实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此外，中方代表在会上重申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始终期待早日实现停火止战，防止造成更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始终呼吁当事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继续升级扩大；始终主张对话谈判，实现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美国霸权危害全球“数字人权”
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人权”问题上，美国奉行双重标准，通过推行一系列自私短视的科技政策，维护其科技垄断和数字霸权地位。美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对他国和本国进行广泛监控；另一方面又以“公共安全”为由，不择手段地打压其他国家的优势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这种将数字发展问题政治化的行径，不仅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也有违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基本精神，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安全治理造成严峻挑战。 造成严重“数字人权”问题 日前，“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两名律师和两名相关记者起诉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控中情局非法收集他们电子设备上的信息和他们与阿桑奇的谈话录音，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今年4月，美国情报官员发布报告称，联邦调查局2021年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人的电子数据进行了多达数百万次的搜索。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年度报告中更是披露，联邦调查局对国家安全局此前收集的美国人的数据进行了多达340万次搜索。 早在21世纪初，美国情报部门就研发了针对各个通信公司产品的监听技术。“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数字技术监控国内言论的情况变本加厉。英国《卫报》认为，“9·11”事件的一大后遗症是，美国成了监控无处不在的国家，美国的监控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收效甚微，却把普通公民变成了嫌疑人。 “相较于种族歧视、移民危机、枪支泛滥等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人权问题，美国对‘数字人权’的侵犯是一种相对新生的现象。它因数字技术产生而出现，并随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而影响愈为深远和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裴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与传统人权问题类似的是，美国的‘数字人权’灾难同样深深嵌套于美国的现行体制。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是产生‘数字人权’乱象的根源。”裴轶表示，由于选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指挥棒，人权保障难以成为美国发展数字技术的核心价值追求。因为在获知选民偏好、制作数据画像、操控舆论热点等领域的独特优势，数字平台成为政客们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对解决“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等数字技术伦理难题，美国政府缺乏动力和勇气。 美国还将数字监控的范围扩展至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窃取。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赋予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巨大的权力，允许其对海外非美国公民进行无授权的电话和互联网监控。 即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在数据保护问题上也未获美国“优待”。美国与欧盟间的数据传输隐私保护协议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书面承诺，该协议允许对通过连接欧美的互联网电缆传输的信息进行大规模扫描，批量收集通信簿和手机位置。 此外，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人权”面临巨大威胁。 “在美国极力推动美式模板成为全球数字规则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数据的单向输出国、原料采集地，但很难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裴轶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连最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都不健全，与全球形成“数字隔离”，成为全球数字化大潮中的“数字孤岛”，很容易丧失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权与话语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李艳对本报表示：“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当下，南北发展差距的缩小也恐难在良性平衡的状态下实现。此外，全球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平衡，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数字化能力发展不足的国家很难确保自身安全。” 倚仗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 从“维基解密”到“棱镜门”，从“方程式组织”到“梯队系统”，美国对全球进行窃听监视和网络攻击早已不是新鲜事。 “迄今，全球始终没有对美国的数字霸权形成一个有效的约束规制。未来，当讨论数字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时，国际社会应该把美国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对其数字霸权进行制约。”李艳说。 “美国能在全球数字领域‘双标’，有赖于其强大的经济与科研实力。”裴轶表示，美国的数字霸权建立在其经济霸权基础之上，而数字霸权也可以反过来巩固其经济霸权地位。美国的科研实力依靠其“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遥遥领先。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有4个组成部分：联邦、政府、企业以及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它们相互作用的平台是用户和市场。得益于此，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大型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有绝对性优势。 蓄意打压他国数字技术发展，也是美国维持数字霸权的手段之一。 “在数字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推行一系列科技政策、联盟宣言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并由此实施双重标准。”裴轶表示，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打压他国科技公司使用的工具主要有8种，分别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调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刑事指控、从美国强制退市、联邦政府禁用企业产品、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中国军方涉军企业清单等。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借由科技法案，排斥他国科技公司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6月，美国国会一揽子放出六部针对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反垄断治理法案，即《合并申报费现代化法案》《州反垄断执法场所法案》《通过启用服务交换法案》《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美国选择与创新在线法案》《终止平台垄断法案》。与此同时，美国还推出“网络清洁计划”。 今年3月，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开放应用法案》。4月28日，美国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混合部长级会议上发布了一项《互联网未来宣言》。8月9日，拜登正式签署《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裴轶分析，此类法案的目的是逼迫全球数字科技企业站队，遏制他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力量。此类法案多次提及“平台所传播的信息需是无害的”，但是“无害”的定义却由美国司法部判断，判断标准主要为是否有利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阻碍全球数字治理合作 “经过多年的法治构建和机制建设，美国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已经非常完备，对自己核心数据的保护力度和标准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美国从不提自己在数字领域的先发优势和头部效应。在话术体系上，美国不断鼓噪其他国家在数字领域后发优势的威胁。美国将数字领域的发展问题政治化，拿意识形态划线，给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严峻考验。”李艳表示，这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数字治理各主要大国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数字治理合作机制的建设进程会相应迟滞；三是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的制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试图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数字治理理念。“美国推行的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是典型的以‘数字自由主义’之名，行‘数字霸权主义’之实。”裴轶表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球。美国一直希望主导构建一套“自由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推动全球数字市场自由开放，强调数据自由流动，在维护其数字经济先发优势的同时，推动美国数字企业更多占领国际市场。在美式“双标”的搅局之下，全球数字治理分歧巨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主义的价值观分歧、域外执法权实施的分歧等，缺乏一套统一有效的数字治理规则。”...
美媒：二十多年来，世界连遭八大冲击
我不是危言耸听之人，尽管有时会担心某些外交决策的成本和风险，但我倾向于反对外交政策专家夸大威胁和假设最坏情况。不过有些时候，“狼”真的就在门口，是时候开始担心了。 我们正生活在一系列破坏之中，而这些破坏正在击垮我们的集体应对能力。当然，世界政治从来不是完全静止的，但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如此严重的一连串冲击了。我们习惯性认为，人类智慧最终会提供解决方案，但当需要解决的问题数量变得过于庞大时，这种假设可能就不适用了。 国际体系到底能承受多少冲击？让我们按时间顺序来看。 “9·11”恐袭和全球反恐战争：2001年9月11日，摧毁美国世贸中心和对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随后美国陷入了十多年的反恐战争。这一事件直接导致阿富汗塔利班倒台和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而为这两场所谓“永久战争”付出的鲜血和财富，远远超过了在那灾难性的一天的损失。反恐战争还加速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军事化和两极分化，以及右翼极端主义在美国“主流化”。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市场的崩溃引发了一场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金融恐慌。欧洲经历了严重经济衰退、旷日持久的货币危机和痛苦紧缩。 “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事件，推翻了几个国家的政府，点燃了大范围民主过渡的希望，并导致了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内战，直到今天仍在持续。 全球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从2001年的约4200万人上升到2021年的近9000万人。难民流动是我们经历过的其他一些冲击的结果，但其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无法轻易解决。因此，难民危机构成了近年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竭力应对的又一个冲击。 民粹主义盛行：2016年至少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件，首先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次是英国投票“脱欧”。这两件事都像反对者担心的那样糟糕。和竞选期间一样，特朗普执政时任性且自恋，攻击了美国民主基础。“脱欧”不仅对英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还加速了保守党脱离现实，导致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做出一系列幼稚和不诚实的滑稽行为，以及继任者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的短暂任期内彻底垮台。 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至少有6.3亿人被感染，官方公布的全球死亡人数现已超过650万。疫情对许多国家的贸易、经济增长、教育成就和就业产生了严重影响。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经济，而宽松货币政策和供应链中断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持续的通胀。 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通胀，并将局势升级的风险（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提高到几十年未见的水平。 气候变化：潜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缓慢冲击，其影响现在正体现在自然灾害增多、国内冲突增加以及严重受影响地区移徙的人数增加。适应不断上升的大气温度的代价很昂贵，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合作正在动摇。总之，气候变化的幅度是各国政府长期忽视的又一个冲击，未来几十年必须予以应对。 事实证明，妥善处理如此迅速更替的冲击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太多的干扰发生得太快时，政治领导人就没有时间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评估解决方案的效果，这使及时纠正错误变得更加困难。其次，由于资源有限，如果之前的危机耗尽了今天所需的资产，妥善应对新的冲击几乎是不可能的。领导者面临的问题越多，就越难给予每一个问题所需的关注和资源。还有，当连续的冲击相互关联时，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让其他问题变得更糟。最后，除非领导人非常幸运或非常有手段，否则，试图应对多重冲击往往会削弱公众对整个政治体系的信心。
英媒：苏纳克在混乱中上台，标志英国“脱欧论”终结
苏纳克作为英国新首相在混乱中上台，标志着英国“脱欧论”的终结。“脱欧论”是一种虚妄的意识形态，认为英国有能力独自走下去，这种虚妄的意识形态在特拉斯短命政府的一场震惊世界的闹剧中达到了顶峰。 “特拉斯经济学”将“脱欧论”的逻辑发挥到荒谬的极致，结果可想而知。8年来，在保守党领导下，英国从卡梅伦实用色彩浓厚的“疑欧”，到特雷莎·梅提出的“软脱欧”，然后是约翰逊的“硬脱欧”，再到特拉斯的“虚妄脱欧”。特拉斯在辞职声明中说：“我们制定了一个低税收、高增长的经济愿景，将利用英国‘脱欧’带来的自由。”这种愿景实属虚幻：大幅减税，废除监管，激励富人，然后，奇迹般地回到19世纪的辉煌。相反，一段以“夺回控制权”口号开始的旅程，以最壮观的失控告终。 现实惩罚了“脱欧派”，英国公众也开始面对现实。支持英国“退欧”的选民多年来对“脱欧”的剩余信念似乎已经破灭。近日，“舆观”民意调查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只有34%受访者认为“脱欧”是正确的，而54%受访者认为“脱欧”是错误的。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经济困境都是“脱欧”造成的。甚至在2016年“脱欧”公投之前，英国就存在长期的生产力问题，过度依赖金融部门，培训和技能严重不足。但随着疫情影响消退，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英国“脱欧”的影响。在许多指标上，英国经济的表现比七国集团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差。官方预测，英国“脱欧”将导致该国GDP损失约4%。 苏纳克绝非一个“亲欧派”，2016年，他是坚定的“脱欧派”。但即便他曾经有过一些“脱欧”主义幻想，现在肯定没了。正如他在今年夏天与特拉斯争夺保守党党魁时所展示的那样，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把稳固的公共财政和市场信誉放在首位。现实主义要求，在极具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下，必须降低与欧盟做生意的壁垒，而不是相反。 很快会有两项考验，其中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北爱尔兰协定书》，第二项考验尚未得到广泛关注。在梅政府的领导下，所有现有的欧盟法规都保留在英国法律中，除非个别法规明确被新的英国法规取代。基于特拉斯的幻想，一项法案已经被提出，在2023年底前，废除所有现有的欧盟原产地法规。如果苏纳克真想专注于对英国经济真正重要的事，就会抛弃这个疯狂的法案，重新开始。 苏纳克在经济上可能是有能力的，但他将在一个长期分裂的政党的支持下执政。英国“脱欧论”的意识形态依然强大，在党内团结的名义下，他可能不得不让其中一些人进入内阁。如果英国民主像大多数其他西方主要民主国家那样运作，这个国家现在要么举行大选，要么进行不信任投票，让其他政党上台，但英国保守党在议会中仍占绝大多数。 现如今，每一天在英国政坛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发展方向是明确的。英国终于开始从“脱欧论”妄想中回归，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