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源“断供”危机，美国该负什么责
眼看着10月就要过去，但9月底发生的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溪”天然气输送管道“爆炸漏气事故”还没有调查出结果。对俄制裁导致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持续削减，让很多欧洲国家深陷能源短缺的烦恼之中。而美国此时却忙着“杀熟”，从对欧能源出口的买卖中大赚一笔。西班牙拉海恩网站称，美一直声称欧洲国家是盟友，但实际上从未尊重过欧洲的利益，并有意通过消耗战来牺牲欧洲——欧元贬值、通胀加剧、中产阶层陷入贫困、普通民众为能源危机增加开支，这些都让欧洲苦不堪言。实际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开始至今，欧洲在能源战略上受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影响一直很大，可以说没少吃美国的亏。 “俄欧无法再利用能源供给关系调节地缘政治关系” 欧盟新闻网站EurActiv 10月初刊文称，一些欧盟国家对美国和挪威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得空前收益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并敦促欧盟委员会就“以更好的价格购买天然气”与相关国家谈判。实际上，这些欧洲国家早就知道美国在下一盘“能源大棋”。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2018年发布的工作文件《美国能源政策的发展》提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为向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施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利比亚、沙特等阿拉伯成员国于1968年初成立了另一个重叠的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APEC）。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愤怒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石油禁运。这让欧美国家突然间明白了能源保障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从那时开始，欧洲国家就在寻找中东以外的能源保障。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近日刊登题为《无忧无虑的陷阱——欧洲如何将自己逼入能源危机》的文章，回顾那段石油禁运导致欧洲能源短缺的历史时说：“欧洲与莫斯科的天然气合作始于1970年签订的天然气换管道协议——德国向苏联提供大直径管道及开发西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所需的设备，莫斯科则用天然气来回报欧洲。尽管双方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分歧，但这笔买卖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合作不断扩大。” 那时，欧洲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美国会成为最大的“黑金”生产国之一。过去10年间，美国更是依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产量爆发式增长，占据天然气产量世界第一的位置。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的分销结构，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东部、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新建10多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雄心也表明，美国政府的重心将继续放在向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老盟友出口天然气上。自2011年以来，立陶宛、波兰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也建造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专门用于进口美国能源。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看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关系逐渐成熟，两者之间各有所需。当时，欧俄形成互动：通过地缘政治的变化获得能源，同时利用能源供给关系来调节地缘政治关系。但近些年，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一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因为美国想向欧洲推销自己的页岩气；二是欧洲自己要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所以加大了转型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想通过能源供给关系影响欧洲的目的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反过来对欧洲对俄政策的影响也是一样的。 《外交世界》德国版今年6月的一篇文章反思说，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欧盟犯了两个错误：对俄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骤减时，因应对计划不足，缺少“可靠和负担得起”的替代解决方案；违背欧洲的利益，一味赞同华盛顿的立场。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拒绝美国提出的放弃“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要求。但德国新政府，尤其是绿党的反对，破坏了德国和欧洲能源政策的延续性。今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和来访的德国领导人会晤时明确表示，未来德国的能源政策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柏林决定，“如果俄罗斯的坦克或军队进入乌克兰，那么‘北溪-2’将不再存在，我们将结束这一切”。 “在肉食动物的世界里，欧洲不能成为食草动物” 有西班牙媒体这样悲观地描述：“又一次，拖着能源短缺锁链的鬼魂出没于欧洲。能源危机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行业都喘不过气来。”为减缓能源成本上升对民众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实施国家补贴措施。对美国能源依赖相对算少的西班牙政府为此也准备支出355亿欧元，占其GDP的2.9%。 德国柏林一所高校的能源政策研究学者海克·克洛维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能源危机对当地人的生活影响很大，他家附近的超市现在都提前关门，自己已抢购了冬季烧壁炉用的木柴。使用电暖气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担心高昂的费用会让他们明年的日子不好过，因为许多国家电费是延迟缴纳的。 “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减少意味着对美国能源依赖的增多。”海克说，在能源领域，欧洲缺少战略自主，德国更是缺少长远的能源政策，如过早淘汰核电站。他认为，能源危机背后体现的是能源政治，欧洲现在被美国主导的能源议题所捆绑。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一直在强调与欧盟合作，实际上是要让欧盟更依赖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因分歧严重，要实现确保能源供给的统一战略还显得力不从心。 “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批评欧洲大陆过于依赖俄罗斯和美国时，他想说，‘在肉食动物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成为食草动物。’”西班牙Antena 3电视台网站10月12日报道说，俄乌冲突升级后，欧洲越来越多的弱点暴露出来，这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能源方面高度依赖美俄等能源出口国，这让欧盟的决策者越来越意识到“建立一个能拥有自己资源的欧盟”是多么重要。文章说，事实上，欧盟对美俄之间直接爆发冲突的最大担忧就是欧洲大陆将面临没有安全、缺少能源和粮食的困境。 有西班牙媒体在分析“欧洲能源政策为什么失败”时举例说，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电站泄漏事故后，出于安全风险忧虑，德国政府制定“逐步关停境内全部17座核电站”的核电退出计划。今年7月，德国经济部表示，鉴于今年冬季电力供应短缺风险增高，原定年内“退役”的现存三座核电站可能需要延期运行。法国能源经济学家米歇尔·盖伊近日也撰文称，欧盟委员会的能源政策一度拒绝将核能作为绿色能源纳入可持续投资清单。但一些欧洲国家把核电边缘化的同时，又没有很好地利用风能、太阳能，因此加剧了能源危机。盖伊认为，欧盟对俄发动“经济战”和采取“荒谬”的能源政策，使其成为俄乌冲突升级的主要受害者。迫不得已，一些欧洲国家又开始重启煤炭发电。 “欧洲主要是转型的步伐迈得太快，没有跟新能源发展协调起来，比如现在的风能发电、光伏发电还没有做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欧洲一些舆论反思，如果欧洲的化石和核电能源退出得比较慢的话，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严格来说，欧洲国家追求绿色能源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它们除了对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外，化石能源退出的速度与新能源增长的速度也不匹配。 10月26日，欧洲环境署发布报告称，一些欧洲国家近期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料，产生更多碳排放，未来几年，欧洲需要持续进行大幅减排，才能实现此前设定的碳中和目标。还有分析人士担心，美国会以欧洲重启煤电为由，为自己逃避减排找借口。 客观地说，欧洲能源困境离不开美国的欧亚地缘政治博弈，如利用相关国家的矛盾，影响土耳其、以色列打造东地中海—欧洲油气管道的计划。此外，美国还掌握着操控价格的主动权。今年7月，美国一家大型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放风说，“受美国减排要求的影响，可能会中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样的警告声一出，短期内无疑抬高了美对欧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到了8月，这家看好外部市场的公司又传出希望增加生产线和油气储罐等综合设施的消息。 “欧洲并不想在安全和能源上过度依赖美国，成为其附庸，但现实暴露了美欧关系中非常脆弱的一面。”欧洲智库的各种预测表明，俄乌冲突对欧盟的冲击将大于对美国的冲击。欧洲能源战略自主的概念，将不得不重新审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杰里米·夏皮罗算了一笔账：2008年，欧盟经济总量16.2万亿美元，略胜美国的14.7 万亿美元。到2021年，欧盟的新数据是17万亿美元，而美国接近23万亿美元，欧盟被美国甩在身后，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拥有更好的能源优势，它是天然气和石油的净出口国，欧洲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北美合作伙伴。 “基辛格说过：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美国官方机构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欧洲国家进口美国原油约2.131亿桶，亚洲国家进口美国原油约1.911亿桶，“6年来欧洲首超亚洲，成为美国石油的最大买家”。同时，因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大幅增加对欧洲的供应，美国在今年上半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还有预测说，最迟到2030年，欧盟成员国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总量将超过此前从俄罗斯进口的总量。美国对欧洲能源出口增多的同时，价格因素已引发后者不满。不仅法国总统马克龙抱怨美国高价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等能源“不是友谊的真谛”，欧洲议会议员、法国前交通部长马里亚尼也表示：“美国正利用俄乌冲突巩固在欧洲的经济霸主地位，法国已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崔洪建认为，欧洲能源危机是一个多因素的产物。现在欧洲也在反思，为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的问题，欧洲国家领导人频繁到访西亚、北非等国，就是不想长期依赖美国、做亏本买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认为，面对日益升级的俄乌冲突，美国不能对与自身仅具有基于“利益”和“地缘”经济纽带的沙特等产油国发难，一些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也深知美国当下的这一软肋，因而可以“纯粹出于经济考量”，直接对美国发难，“响亮地”拒绝石油增产要求。但美国的欧洲盟友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冲突中来，因此在保障能源供给、控制油气价格等方面显得很被动。...
中方呼吁切实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当地时间10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乌克兰生物安全问题。中方在会议发言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储存或使用生物武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早重启停滞20多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切实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中表示，生物军事活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中方在二战期间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储存或使用生物武器。所有缔约国都应严格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目标和原则。 俄罗斯公布的有关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线索，理应得到有关方面有针对性的回应。中方呼吁相关当事方采取负责任态度，切实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义务，对俄方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全面、深入澄清。应俄罗斯要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于今年9月就此举行正式协商会议。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方面没有对俄罗斯提出的疑问作出充分解答和澄清。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建立核查机制是确保裁军、军控领域各项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必要手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应成为例外，留有空白。中方再次呼吁各方相向而行，以11月底即将举行的《公约》九审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尽早重启停滞20多年的核查议定书谈判，推动建立多边核查机制，切实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此外，中方代表在会上重申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始终期待早日实现停火止战，防止造成更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始终呼吁当事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继续升级扩大；始终主张对话谈判，实现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美媒：二十多年来，世界连遭八大冲击
我不是危言耸听之人，尽管有时会担心某些外交决策的成本和风险，但我倾向于反对外交政策专家夸大威胁和假设最坏情况。不过有些时候，“狼”真的就在门口，是时候开始担心了。 我们正生活在一系列破坏之中，而这些破坏正在击垮我们的集体应对能力。当然，世界政治从来不是完全静止的，但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如此严重的一连串冲击了。我们习惯性认为，人类智慧最终会提供解决方案，但当需要解决的问题数量变得过于庞大时，这种假设可能就不适用了。 国际体系到底能承受多少冲击？让我们按时间顺序来看。 “9·11”恐袭和全球反恐战争：2001年9月11日，摧毁美国世贸中心和对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随后美国陷入了十多年的反恐战争。这一事件直接导致阿富汗塔利班倒台和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而为这两场所谓“永久战争”付出的鲜血和财富，远远超过了在那灾难性的一天的损失。反恐战争还加速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军事化和两极分化，以及右翼极端主义在美国“主流化”。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市场的崩溃引发了一场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金融恐慌。欧洲经历了严重经济衰退、旷日持久的货币危机和痛苦紧缩。 “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制造混乱的事件，推翻了几个国家的政府，点燃了大范围民主过渡的希望，并导致了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内战，直到今天仍在持续。 全球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从2001年的约4200万人上升到2021年的近9000万人。难民流动是我们经历过的其他一些冲击的结果，但其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无法轻易解决。因此，难民危机构成了近年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竭力应对的又一个冲击。 民粹主义盛行：2016年至少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件，首先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次是英国投票“脱欧”。这两件事都像反对者担心的那样糟糕。和竞选期间一样，特朗普执政时任性且自恋，攻击了美国民主基础。“脱欧”不仅对英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还加速了保守党脱离现实，导致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做出一系列幼稚和不诚实的滑稽行为，以及继任者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的短暂任期内彻底垮台。 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至少有6.3亿人被感染，官方公布的全球死亡人数现已超过650万。疫情对许多国家的贸易、经济增长、教育成就和就业产生了严重影响。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经济，而宽松货币政策和供应链中断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持续的通胀。 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通胀，并将局势升级的风险（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提高到几十年未见的水平。 气候变化：潜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缓慢冲击，其影响现在正体现在自然灾害增多、国内冲突增加以及严重受影响地区移徙的人数增加。适应不断上升的大气温度的代价很昂贵，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合作正在动摇。总之，气候变化的幅度是各国政府长期忽视的又一个冲击，未来几十年必须予以应对。 事实证明，妥善处理如此迅速更替的冲击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太多的干扰发生得太快时，政治领导人就没有时间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评估解决方案的效果，这使及时纠正错误变得更加困难。其次，由于资源有限，如果之前的危机耗尽了今天所需的资产，妥善应对新的冲击几乎是不可能的。领导者面临的问题越多，就越难给予每一个问题所需的关注和资源。还有，当连续的冲击相互关联时，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让其他问题变得更糟。最后，除非领导人非常幸运或非常有手段，否则，试图应对多重冲击往往会削弱公众对整个政治体系的信心。
中方在安理会上敦促提升跨线人道救援效率和规模
当地时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政治人道问题公开会。在会上发言中，中方就解决叙利亚问题重申了四点主张，并表示支持持续推进“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政治进程，并敦促进一步提升跨线人道救援的效率和规模。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上的发言中首先强调，要持续推进“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政治进程。中方表示，要坚决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势力。目前，叙利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有所上升，国际社会应当积极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反恐努力，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的要求，采取统一标准，共同打击叙利亚境内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 中方强调，要努力改善叙利亚人民的人道处境。安理会第2642号决议为改善叙利亚人道局势提供了全面、平衡的安排，应该得到有效落实。过去两个月，获得资助的早期恢复项目数量增加明显，中方鼓励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继续加大对早期恢复项目的投入，但应进一步提升跨线人道救援的效率和规模。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第2642号决议通过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仅完成了三次跨线救援，（跨越冲突前线救援）效率和规模仍需进一步提升。我愿重申，跨境救援只是特殊形势下做出的临时安排，必须加快向跨线救援过渡，形成最终终止跨境救援的明确时间表。近期，霍乱疫情在叙利亚快速传播、确诊、死亡和疑似病例急剧上升，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脆弱的医疗卫生系统是疫情应对的薄弱环节，国际社会要积极支持叙利亚医疗卫生系统恢复发展，帮助叙利亚渡过难关。
美媒：为什么美国总有人兜售“灾难论”？
为什么在有关美国干预的辩论中，总有人兜售“灾难论”？ 自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现以来，在美国争取公众支持政策的努力中，散布灾难的言论一直很普遍。“灾难论”常常是政府外交政策行动的基本原理，它与“美国例外论”犹如孪生兄弟，使世界“和美国步调一致”，这种思维模式似乎从杜鲁门时代到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病态的一部分。 “例外论”与“灾难论”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问议员范登堡，如何说服厌战的公众支持对欧洲的援助，范登堡告诉杜鲁门，如果想要国会支持遏制苏联，必须“把美国人民吓个半死”。 美国“例外论”病态的根源更深，在清教主义中有宗教基础。自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温斯罗普在1630年的演讲中建议美国成为“山巅之城”以来，做“世界灯塔”这一天赋使命赋予了美国独特美德的概念，一直充斥着外交政策思维。这种“例外论”的另一面是“灾难论”，助长了对灾难的“零和”思维，即如果坏人毁掉了美德，我们的世界就会崩溃。 “愚政进行曲” 就“杜鲁门主义”而言，恐吓战术可以说是基本合理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基于同样逻辑和假设援用“灾难论”就不合理了，无论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迫近的前景，还是越南共产主义引发马克思主义胜利浪潮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在越南战争中，决策者的政策惯性是由于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恐惧，由此开始了一场灾难性的所谓的“愚政进行曲”，这常常成为后来重大外交政策干预的理由。当时的美国已经下了赌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一排骨牌立起之后，推倒第一块骨牌，最后一块也将很快跟着倒下去。”随着法国放弃其殖民地，越南独立，进而被南方和共产主义北方割据，美国慢慢地、逐步地介入，向南越提供武器和训练。 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对约翰逊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越南随时会崩溃。”约翰逊就职后不久便表示，“我不会失去越南。”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人们担心并预测美国将永远离开亚洲。但几年后，美国在亚洲的前沿部署姿态和影响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观念根深蒂固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对这种外交政策模式的现实主义迂回。主张涉及重大利益时进行大规模武力干预的“鲍威尔主义”，加上公众支持，明确的军事目标和退出战略，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领导的“交易外交”，不仅击退了时任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入侵，而且动员了西方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作为这次行动的伙伴。 世界的命运必须落在美国的肩上，如今，这种信念仍然很强大。一名负责中东政策的美国高级官员最近的言论令我震惊，他说，“美国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们也不会在中东留下一个真空，让俄罗斯或伊朗来填补。”这证明了美国的假设，尤其是世界秩序只能是二元和“零和”的假设。事实上，随着该地区意识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减弱，伊朗、土耳其、埃及、俄罗斯和美国正日益争夺在中东的影响力。 这很可能导致的不是真空和新的霸权，而是竞争力量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以及沙特/海合会与伊朗走向缓和的步骤，反映了这些正在出现的趋势。
聚焦二十大丨多国政党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
多国政党政要积极评价二十大报告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绝对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鲁宾加是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书记处政治和外事书记，自1977年起，他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开展经验交流。他十分关注中共二十大关于规划未来发展的讨论。 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书记处政治和外事书记 鲁宾加：中共二十大代表们在讨论什么，中国在做什么，他们讨论的不是小事，而是更广泛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国关于未来发展的讨论中得到很多启发，这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所提及的内容，展现出他很理解人民的需求和人民盼望解决的问题。 多国政党政要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能够不断取得发展成就的关键。 希腊社会党国际主席 希腊前总理 乔治·帕潘德里欧：世界认可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作的贡献，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提高了中国人民生活质量。 赞比亚商贸工部部长 穆伦加：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执政为民的，正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关键，赞比亚政府也正在施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我们看到，作为全世界的榜样，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执政为民，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国家发展的正确途径。 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 汉纳·加里卜：中国共产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方式是坚定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入一个新征程，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书面上的文字，而是这个地球上极具活力的现实。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 朱林：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得到世界认可，中泰两国贸易关系十分紧密，我作为商业部部长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在世界贸易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梅洛尼宣誓就职，成意大利首位女总理
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及其内阁成员22日宣誓就职，梅洛尼由此成为意首位女总理。 据意大利安莎社22日报道，在梅洛尼公布的24人内阁名单中，9名部长来自她自己领导的兄弟党，执政联盟中的力量党和联盟党各获得5个部长席位。其中，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出任副总理兼基础设施部长，前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出任副总理兼外长，兄弟党创始人之一的克罗塞托出任国防部长，前经济发展部长焦尔杰蒂出任经济部长。值得注意的是，现年86岁的力量党党首、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未出现在内阁名单中。 意大利“时代”网站23日将新政府的特点归纳为四点：与德拉吉政府的连续性、与贝卢斯科尼政府的联系、新嵌入的保守主义元素以及总理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此外，焦尔杰蒂留任意味着德拉吉时代的经济政策将得到延续。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网站认为，新政府面临的最紧要任务是经济和外交问题，目前的经济现状尚可，但前景并不乐观。根据预测，目前已经承压的利率明年将大幅上升，新政府已经准备通过一系列法令支持民生，不过在预算问题上，联合政府已经显现分歧。 欧洲媒体更多关注持“疑欧”立场的意大利新政府与欧盟关系的未来走向。梅洛尼曾公开批评欧盟是“官僚主义的巨人”，认为欧盟应减少干预意大利国内事务，并表示意应在欧盟和北约等组织中保持相对独立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22日曾对兄弟党可能在意大选中获胜表达“担忧”。“欧盟违心地表示愿意与梅洛尼展开建设性合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2日以此为题报道称，欧盟本不愿意公开表示合作的意愿，但当梅洛尼正式就职后，冯德莱恩在推特上称：“祝贺梅洛尼被任命为总理，我期待就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与意大利新政府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合作。”不过有分析认为，梅洛尼执政后不会与欧盟离得太远。根据欧盟的经济刺激方案，意大利将在2026年年底前，分批从欧盟接收约20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资金，而意大利政府兑现承诺的改革目标是获得拨款的必要条件。
日澳时隔15年签新安全宣言，专家：很可能成为印太版“北约”雏形
22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举行会谈，并在时隔15年之后发表了两国新的共同安全宣言，该宣言将成为未来10年日澳安保防卫合作的指南。23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认为，该宣言很可能成为印太版“北约”的雏形。 21日至23日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是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后对该国的首访。他与阿尔巴内塞于22日在澳西部城市珀斯发表的新安全保障宣言写明，对于影响两国主权和地区安全利益的紧急事态，双方“将相互磋商并讨论应对措施”，并提出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两国将合作遏制侵略并对抗经济施压。日本自卫队和澳军将通过联合训练、相互使用对方设施、保护他国军队舰艇等，进一步加强相互合作。《华尔街日报》称，宣言还呼吁日澳在太空、网络和地区能力建设领域加强合作，情报共享也将扩大。此外，两国首脑还就澳方向日本稳定供应液化天然气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美联社称，这是日本与除美国之外的第一个国家签署类似宣言，是在岸田文雄今年1月与澳前总理莫里森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基础上的更新。那份协定消除了双方在对方国内举行联合军演的障碍。《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新安保宣言体现了日澳中长期安保战略，在没有提及具体国家的情况下，写明双方“共同价值观和相互战略利益面临的风险正在增大，将对此做出应对”。日本《朝日新闻》分析称，日澳加强合作的背景是因为中国。中国正在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虽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澳有很强的警惕感。阿尔巴内塞政府基于降低对华经贸依赖的原因，开始重视日本。日本《读卖新闻》称，考虑到中国正加强在东海、南海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日本旨在深化与“准盟友”澳大利亚的关系。 军事专家宋忠平2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新签署的宣言把日澳这两个美国的忠实盟友和“棋子”拉到一起。“日澳是‘四边机制’的成员国，澳大利亚是‘奥库斯’（AUKUS）成员国之一。宣言签署为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提供了可能，甚至可以被视为印太版‘北约’的雏形。” 宋忠平认为，日澳关系愈加紧密，双方或者美日澳三方最大的共识就是遏制中国，因此这个军事同盟里面所涉及的合作范围比较广泛。未来日澳之间的军事交流、军事情报保障以及武器装备的出售都会逐步增加，并成为常态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廉德瑰2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日澳最新签署的宣言在2007年宣言的基础上有一些新内容，但不值得大惊小怪。廉德瑰说，新安全宣言有三方面考量，首先是日澳双方安全利益的需要，两国都有对军事合作伙伴的需求；其次，双方在军事合作上有潜在的经济利益，澳大利亚是日本武器出口重点考虑对象；第三，日澳安全合作是从外交上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不仅是日美澳要加强军事合作，日美、日澳同样需要。
外交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一些国家还大肆鼓吹“脱钩”“断链”。与此同时，中方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许多国际媒体也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点赞。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10年间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但中国的开放大潮依然汹涌澎湃，中国贸易总额从4.4万亿美元增至6.9万亿美元，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年度实际使用外资从7000多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15万亿元，自2017年起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二位，境外投资存量由不足0.6万亿美元增长到超过2.7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位。 汪文斌介绍称，10年间，虽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际上显著抬头，但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步伐从未停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自贸试验区从无到有，目前已经设立了21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扬帆起航。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从最初的190项缩减到如今的27项，压缩比例超过85%。中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由10个增长到19个，今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创建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 汪文斌表示，10年间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我们主动降低商品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4%，低于9.8%的入世承诺，同时还给予16个最不发达国家98%的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我们举办了世界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四届进博会累计成交额达到2722.7亿美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认为“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多变，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汪文斌表示，中方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改变。未来，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成果提供更多机遇，为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开辟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