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有关美国干预的辩论中，总有人兜售“灾难论”？
自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现以来，在美国争取公众支持政策的努力中，散布灾难的言论一直很普遍。“灾难论”常常是政府外交政策行动的基本原理，它与“美国例外论”犹如孪生兄弟，使世界“和美国步调一致”，这种思维模式似乎从杜鲁门时代到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病态的一部分。
“例外论”与“灾难论”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问议员范登堡，如何说服厌战的公众支持对欧洲的援助，范登堡告诉杜鲁门，如果想要国会支持遏制苏联，必须“把美国人民吓个半死”。
美国“例外论”病态的根源更深，在清教主义中有宗教基础。自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温斯罗普在1630年的演讲中建议美国成为“山巅之城”以来，做“世界灯塔”这一天赋使命赋予了美国独特美德的概念，一直充斥着外交政策思维。这种“例外论”的另一面是“灾难论”，助长了对灾难的“零和”思维，即如果坏人毁掉了美德，我们的世界就会崩溃。
“愚政进行曲”
就“杜鲁门主义”而言，恐吓战术可以说是基本合理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基于同样逻辑和假设援用“灾难论”就不合理了，无论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迫近的前景，还是越南共产主义引发马克思主义胜利浪潮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在越南战争中，决策者的政策惯性是由于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恐惧，由此开始了一场灾难性的所谓的“愚政进行曲”，这常常成为后来重大外交政策干预的理由。当时的美国已经下了赌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一排骨牌立起之后，推倒第一块骨牌，最后一块也将很快跟着倒下去。”随着法国放弃其殖民地，越南独立，进而被南方和共产主义北方割据，美国慢慢地、逐步地介入，向南越提供武器和训练。
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对约翰逊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越南随时会崩溃。”约翰逊就职后不久便表示，“我不会失去越南。”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人们担心并预测美国将永远离开亚洲。但几年后，美国在亚洲的前沿部署姿态和影响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观念根深蒂固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对这种外交政策模式的现实主义迂回。主张涉及重大利益时进行大规模武力干预的“鲍威尔主义”，加上公众支持，明确的军事目标和退出战略，以及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领导的“交易外交”，不仅击退了时任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入侵，而且动员了西方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作为这次行动的伙伴。
世界的命运必须落在美国的肩上，如今，这种信念仍然很强大。一名负责中东政策的美国高级官员最近的言论令我震惊，他说，“美国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们也不会在中东留下一个真空，让俄罗斯或伊朗来填补。”这证明了美国的假设，尤其是世界秩序只能是二元和“零和”的假设。事实上，随着该地区意识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减弱，伊朗、土耳其、埃及、俄罗斯和美国正日益争夺在中东的影响力。
这很可能导致的不是真空和新的霸权，而是竞争力量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以及沙特/海合会与伊朗走向缓和的步骤，反映了这些正在出现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