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专家走访调查美国种族歧视问题
2020年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美国警察“跪颈执法”而亡，促使联合国设立一个独立人权专家工作组，调查评估美国执法系统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工作组24日开启在美国为期两周的走访。 联合国官网介绍，名为“国际推进执法中种族公平与平等独立专家机制”的人权专家工作组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2021年7月成立，旨在“为非洲人和非洲裔群体推进执法过程中实现种族公平与平等的变革”。 工作组本次访美计划从4月24日到5月5日走访美国6座城市，即首都华盛顿、亚特兰大、洛杉矶、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和纽约，将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会面，走访执法机关、民权团体、拘留场所等。 据英国《卫报》报道，工作组成员胡安·门德斯说：“我们期待获得有关在美非洲裔群体生活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向各级政府提出建议，支持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过度使用武力的努力。” 联合国方面介绍，工作组本次访美将考察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相关法律和实际操作，判断它们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工作组还将提出改进建议，确保“执法人员能够纠正对在美非洲人和非洲裔过度使用暴力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做法”。 维权团体“反对警察暴行的母亲”创办人科莉特·弗拉纳根欢迎联合国人权专家访美。她的儿子克林顿·艾伦2013年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遭警察开枪打死，当时他手无寸铁。 弗拉纳根说，“在美国警务工作中，法外杀戮已经变得越发常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种警察的致命暴行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而非洲裔承受的最多”。 2020年5月25日，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白人警察跪压颈部近9分钟后死亡，在全美多地引发长时间、大规模反对种族主义和执法暴力的抗议示威。 近三年过去，美国涉警种族暴力事件仍然频发。今年3月，美国重演“弗洛伊德式悲剧”：弗吉尼亚州一名在押黑人男子伊尔沃·奥蒂诺被送往精神病院时死亡，亲属和律师查看医院监控视频后说，奥蒂诺在手脚被铐的情况下，遭多名警察跪压十多分钟。今年1月，另一名黑人男子泰尔·尼科尔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多名警察殴打致死。
国新办发表《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美人权状况标志性倒退的一年
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的真相。 “中国发布报告称去年是美国人权状况标志性倒退的一年”，新加坡《联合早报》28日以此为题报道称，《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分为序言、公民权利保护制度严重失能、美式选举民主日益空心化、种族歧视与不平等愈演愈烈、底层民众基本生存危机加重、妇女儿童权利历史性倒退、恣意侵犯他国人权践踏正义共七部分。报告称，自诩“人权卫士”的美国，金钱政治、种族歧视、枪支泛滥、警察暴力、贫富分化等痼疾难除，人权立法司法大开历史倒车，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进一步架空。 “大陆发布《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批美国为全球人权发展搅局者”，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报告指出，美国是一个由极端暴力定义的国家，民众遭受暴力犯罪和暴力执法的双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监狱人满为患，成为现代奴役场所，强迫劳动和性剥削司空见惯。报告显示，美式民主失去民意基础。美国的选举费用一再飙升，“黑金”捐赠暗中操控选举走向，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导致民主共识难以达成，人们对美式民主普遍感到绝望。 报告还强调，美国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少数族裔遭受广泛歧视；人均预期寿命大幅下降，药物滥用致死人数持续攀升；儿童生存环境令人担忧。美国在两极分化的经济分配格局、种族冲突的社会格局以及资本利益集团操控的政治格局相互作用下，近年来进一步陷入制度失灵、治理缺位、族群撕裂、社会动荡的泥潭。 报告原文列出了具体事例。报告写道：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对“布鲁恩案”的裁决成为美国控枪领域的标志性倒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终结了近50年来受宪法保护的堕胎权，是对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巨大打击。此外，报告还援引数据进行论证，突出美国社会仇恨犯罪、生存危机、药物滥用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28日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里面谈到的若干案例都是生存权利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包括滥用药品、枪支等等，报告用非常具体的人权来回应美国抽象的、没有依据的人权，反映了美国民众的福祉不断被压缩的事实。 吕祥认为，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报告能够帮助他们认清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真面目，即美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天天说人权，而实际上在美国经济政治制度下，人权恰恰是不断被剥夺和被压制的。
美国搞“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意在以反人权的方式遏制中国
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2月签署了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案，旨在确保所谓在中国新疆“以强迫劳工制造的货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已于2022年6月生效。从“法案”的名称看，美国显然是要把自身装扮成在国际上“维护人权”的道德家样子；然而从内容上看，其目标是要将在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部分甚至全部产品均推定为“强迫劳动”产品。继棉花、西红柿和多晶硅之后，近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根据该“法案”发布了针对中国铝产品的扣留通知。美国的这番操作足以让国际社会看到其荒唐性：这哪是在保护人权？分明是在反人权！美国为什么会通过这样一部反人权的“法案”？答案当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 欲盖弥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是一个反人权的样本 虽然美国炮制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打着所谓“维护”我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民人权的旗号，但只需对国际人权理论和该“法案”内容指向进行简单分析就可发现，该“法案”堪称是美国反人权黑历史的又一份耻辱记录。首先，从国际人权理论的角度看，人权是一项政治性的公民权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作为至高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准则。当下世界并没有全球政府，也并不真正存在政治上的世界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护本国人民人权属于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权利。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权利的国家，新疆和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民是构成我国主权权利完整性的重要部分，这一点在历史上、政治上和法理上均无可争辩。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竟公然无视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准则，悍然炮制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表明美国妄图通过其国内立法来对我国实施长臂管辖，这是对我国主权权利的粗暴干涉。同样，“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也是对国际人权准则的公然侮辱，是一桩暴露美国反人权行径的国际丑闻。 其次，即便假定美国炮制的“法案”是真的“关心”人权，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其内容是否支持这个假定。该“法案”禁止一切和新疆制造有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涉及范围如此广泛暴露了美国的虚伪。人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的生存尊严。而人要获得生存尊严，最基本的是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取生活需要。换言之，一个尊重并保护人权的国家，就要保证人民能够有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机械化是生产的主要形态，工作岗位本身就是稀缺商品。我国为了保障人权，由政府主动牵线、市场搭桥，因地制宜在新疆发展优势产业，尽心尽力地引导新疆各族群众充分就业。目前，棉花产业、番茄产业和光伏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疆地区的优势产业，有能力参与到国际商贸大循环中。这是我国重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明证，值得向全世界宣扬并赢得应有的尊重。然而，美国却企图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摧毁新疆的这些优势产业。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报告指出，该“法案”将影响1200亿元商品的出口，包括新疆出产的太阳能、棉花、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等。 假设如其所愿，美国通过该“法案”摧毁了我国新疆的优势产业，那么大量新疆群众将丧失工作机会，生计来源会受到沉重打击，其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将得不到保障。因此，美国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虽号称以“尊重维吾尔人人权、反对强迫劳动”为由出台，最终却必因此而沦为笑谈，同时也将为美国在国际上反人权的历史再添新证；另一方面，新疆的优势产业若因此被摧毁，意味着新疆经济将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循环圈外，新疆地区将无法享受我国高速自主发展的红利。假如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必将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每干预一国内部事务，必造成巨量人道主义灾难”惯例的延续。不过，我们有信心，即便美国横加干涉，中国的能力和意愿也不会使我国新疆地区陷入如此境地。 综上，无论是从国际人权理论的角度展开辨析，还是从所谓“法案”的内容指向来分析其预设的后果，人们都可以发现，美国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通过的“法案”，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反人权的样本。 偷梁换柱：“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是在玩假人权把戏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美国意志推平世界的过程——尽管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30年前曾作出“历史终结”的狂想，全球化对美国来说也是双刃剑：一方面，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交易货币地位维持着其强大的军事-经济霸权；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中低端产业空心化现象。这就导致美国内部的阶级、种族等矛盾严重激化，2016年特朗普胜选代表着美国国内政治走向民粹主义道路，内部冲突日益变得难以调和。而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的应对不力，彻底暴露了美国这个号称世界最发达国家内部的虚弱性，这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政治气候。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在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上还保持了自身独立性，这是一个完全出乎美西方新自由主义霸权意料的结果。 内政决定外交。美国为维护其霸权，缓解内政危机的便宜手段就是把风险向外部转嫁，“寻找敌人”并加以遏制和削弱，这是其惯用思维。于是，中国难以避免地成为美国挑中的“敌人”。但对中国这种体量和实力的国家来说，美国很难通过其惯用的军事-经济手段直接击垮，运用意识形态力量来干扰阻遏中国发展就成为另一种便宜手段。其操作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努力在中国内部寻找、发掘和培育“精美西方”势力，寻机策动“颜色革命”；二是在国际上纠集“价值观联盟”，以所谓“普世价值”对中国施压。 美国炮制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显然是对上述两种手段的组合运用。美国纠集其西方盟国，近几年来一直在国际上不停鼓噪炒作我国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话题。然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此却应者寥寥，这是因为美西方炮制的新疆“强迫劳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话题。这决定了美西方会故意装瞎装聋，美国炮制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就是这个姿态的“巅峰之作”。 据报道，2021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经济政治部时任负责人、领事葛明希与安德鲁·希拉曾在一场酒会上向来宾透露：“新疆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但利用新疆炒作强迫劳动、种族灭绝、攻击人权问题是一种有效手段，迫使新疆企业与国际产业链脱钩，让维吾尔族人不满，破坏他们的民族关系，让新疆贫困、动荡甚至分裂出去，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使中国政府彻底深陷泥潭，这有利于我们。”两名美国外交人员的自诉可以和本文的分析相印证，证实美国炮制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意图根本就不是真的关心人权，而是把人权武器化，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这纯粹是在玩一桩彻底的假人权把戏。
联合国前高级人权专家德扎亚斯：起底不断攻击中国的人权产业黑链
最近几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新疆人权”等问题对中国不断展开“人权战”，并形成一条抹黑、攻击中国政府的“人权产业链”。在这条黑链上，有接受 “黑金”的伪非政府组织，有反华“黑媒”和“黑嘴”政客，有的国家还借助“黑法”、寻求“黑保护伞”，拉帮结派地打压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民主公平国际秩序问题独立专家德扎亚斯是专门揭露西方“黑色人权产业链”的权威人权问题专家，他撰写的揭露“人权产业链”的“三部曲”，已于去年和今年出版了两本，预计第三本《人权产业》将于明年4月出版。11月21日，德扎亚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红线被碰触时，中国必须针锋相对，并保持自信，继续加强自身的正义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环球时报：近几年，“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等伪非政府组织在抹黑中国方面非常活跃，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德扎亚斯：无论是“人权观察”“自由之家”，还是其他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都不是试图在中西之间建立桥梁——让西方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中国朋友，而是在做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事情。这些组织实际上是在煽动人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进行排斥，想孤立、排斥和妖魔化中国，最终服务于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看看这些势力是如何疯狂攻击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今年的中国新疆之行就知道了。她从中国回去后，受到这些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攻击。一些人不希望巴切莱特成为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桥梁，在他们看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唯一作用就是谴责中国，充当一支刺向中国的矛。 这些抹黑中国的行径是卑鄙和应被谴责的，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的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环球时报：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伪非政府组织？ 德扎亚斯：事实上，也有很多非政府组织是不反对中国的，也不为华盛顿或布鲁塞尔服务。中国必须与这样的组织加强合作。我还建议中国能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在日内瓦设办事处，这样会方便与各国专家和外交官建立联系。 环球时报：在这条“黑产业链”上，美国还借《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拨专款，用作所谓的“反制中国影响力资金”，资助伪非政府组织和反华媒体攻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您怎么看相关国家采取的这些“黑措施”？ 德扎亚斯：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的独立专家多年后，我先后写了新书《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对抗主流叙事中的假新闻、假法律、假自由》两本书。在第一本书中，我阐述了维持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的25条共存原则，但信息战让遵守这些原则变得困难。我即将完成的《人权产业》——人权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预计会在2023年4月推出。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对“人权产业”这个主题了如指掌，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我作为非政府组织活动家、人权问题顾问和国际秩序问题的独立专家看到了很多。我可以为人权运动的成就喝彩，但也必须谴责被我称为“人权产业”的侵犯行为。该产业实际上非常强大，而且资金充足。一些国家利用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来推进地缘政治的目标，而不是推进人权。这些国家只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人权工具化和武器化。 环球时报：除了这些伪非政府组织外，一些西方媒体还散布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黑论”来打压中国，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西方政客同时充当攻击中国的“黑嘴”。您曾表示，在人权等问题上，中国应送给白宫一千面镜子，让他们好好照照自己。对那些“人权战”做法，您怎么看？ 德扎亚斯：当叙事是假的时候，显然，民主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人们不知道在为什么投票（西方）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都充斥着假新闻。关于中国、俄罗斯、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假新闻严重影响着美英法德等国数亿人民对这些国家的真实看法。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可以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些投票记录中看出。因此，我们必须反击这些假新闻。 世界上有很多假冒或伪装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称之为GONGO——由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当这些组织把有关自己的信息公布在互联网上时，它们可以隐藏自己的资金来源。但实际上，它们是为华盛顿或伦敦服务。我认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组织通过发布错误信息、心理战等方式参与了颠覆匈牙利政权的活动。如果非政府组织开始干预国家安全的某些领域，这是碰触了红线。相关国家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制止这种情况，有权调查这些非政府组织是否是真实的，其活动是否在破坏国家的社会秩序。 环球时报：美国等国还在国际组织上“抱团”对中国实施人权攻击，试图找到打压中国的“黑保护伞”。对如何回击美国的“抹黑”行径，您有什么建议？ 德扎亚斯：我将在《人权产业》一书中写到这点，特别是关于（西方）情报机构的渗透。无论是中情局还是军情六处，它们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不是在与完全公正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我认为，中国应该与可以作出某种承诺并考虑中国利益的机构打交道。美国为挫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继续诋毁中国。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针锋相对。中国可以提醒美国，是美国对原住民进行过种族灭绝。中国还可以提醒联大，并就美国历史上对夏威夷人和菲律宾人犯下的罪行发表相关的白皮书。 同时，中国应提醒联大，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试图包围中国。美国声称自己的安全在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受到威胁，但实际上美国正在延续其帝国主义行径。中国应提醒世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威胁或入侵过任何国家。中国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所以，中国对美国和北约在亚洲密谋的破坏行为必须表示关注。此外，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威望与影响力不断增强，我认为中国可以在联合国发起若干倡议，如关于和平与同理心教育的全球公约倡议。 环球时报：客观地说，控制着全球话语权的美国仍在舆论上影响着很多国家。该如何打破这样的局面？ 德扎亚斯：一般来说，一个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巴西人、南非人或乌干达人，获得信息的途径只能是通过西方媒体，并接受它们针对中国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除了要在人权问题上更加自信外，还需要向其他国家展示真实的自己。中国可以通过媒体扩大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力。我确信中国有能力参与这样的竞争，如将有关中国的纪录片放在YouTube等平台上。中国的艺术家还可以在全球传播中国文化。人们其实很欣赏艺术家。我知道中国的郎朗是著名钢琴家，他已到世界各地巡演。我相信，中国还可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信息战方面取得一定的有利地位。
中国驻瑞士大使：若在乎瑞中关系，瑞士就应避免跟风对中国实施制裁
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廷表示，瑞士如果在乎瑞中关系，就应该避免跟随欧盟的脚步对中国实施制裁。 王世廷5日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时表示：“任何真正在乎两国友好关系并制定负责任政策的人，都不会同意制裁。”他补充说：“如果瑞士实施制裁，局势将朝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中瑞关系将因此受损。” 去年3月22日，欧盟、英国、加拿大分别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对有关个人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同日，美国宣布制裁中方两名新疆官员，声称是对欧盟与英加两国制裁措施的补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时回击称：“必须指出，这几个国家自封人权‘判官’，充当人权教师爷，但自身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他们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中国，甚至将自己犯过的罪、做过的恶强加给中国。” 据欧洲媒体报道，俄乌冲突以来，瑞士闻名于世的“中立立场”似乎有所动摇，瑞士国内不少声音认为，是时候重新定义“中立”了。瑞士联邦政府经济事务处国务秘书加布里埃尔·茵艾辛今年7月曾宣称，如果解放军攻台，“瑞士可能会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对中国的制裁将比对俄罗斯的更激烈，但我希望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 “德国之声”称，1950年，瑞士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2010年至今，中国一直是瑞士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欧洲个别政客老调重弹“警惕中资”言论，中国使馆披露数据驳斥
在德国批准中资企业入股汉堡港以及德国总理朔尔茨即将访华之际，欧洲个别政客老调重弹，又发出“对中国投资不应天真”的所谓警告。 据路透社１日报道，欧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雷东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欧洲各国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国是欧盟的竞争对手，在批准中国投资时不应天真，“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路透社称，布雷东的这番言论部分是在针对德国。报道称，过去几年，欧盟通过一系列保护措施，加强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以确保竞争对手不会在欧盟获得更多政治影响力。但德国最近决定批准将第一大港汉堡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一家中企，令欧洲许多外交官感到“困惑”。布雷东对路透社表示，与最初提议的将汉堡港码头超过1/3的股权出售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相比，他更支持德国准许中方收购24.9%股权的决定。根据德国法律，股东只有持有25%或以上的股份时才有运营决策权。 布雷东提到，自2019年欧盟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以来，欧盟通过了一系列措施，用以阻止其他国家对欧盟各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过他同时承认，是否采纳这些措施并改变原有的政策，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 在汉堡港之前，中资企业已有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成功合作的案例。近日，个别欧洲媒体在评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德国汉堡港集装箱码头股份一事时，将两者进行对比，甚至炒作“比港由中企控制，中国说了算”。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发言人11月1日就此回应说，中国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有比港合作的成功经验在前，其他欧洲合作伙伴应该更多看到信心、受到鼓舞。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当天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克服乌克兰危机和能源问题等不利因素影响，比港港务局（PPA）取得亮眼业绩，营业收入达1.458亿欧元，同比增长28.02%；毛利润达8314.6万欧元，同比增长49.06%。我使馆发言人表示，中希比雷埃夫斯港务实合作的成功有目共睹，这表明，跨国项目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造福当地，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专业管理能力，更取决于合作双方齐心协力谋发展的共同信念。 上述事实对欧盟内部出现的所谓“警惕中资”声音形成了有力驳斥。与个别政客不同，欧洲商界仍对中欧开展正常经贸合作，加强相互交流表示支持。德国工商总会总干事长马丁·万斯莱本近期明确表态支持德国总理朔尔茨11月4日率团访华。万斯莱本称，德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在许多方面依赖中国，并依靠中国来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他强调：“没有中国，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他还表示，关于中企入股汉堡港的讨论是一场象征性讨论，德国或欧洲的经济独立不会由少数人的股权来决定。 近年来，在全球保护主义以及逆全球化的浪潮中，中欧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深化。2021年，中国与欧盟进出口总值达8281亿美元，同比增长27.5%，创历史新高。2021年，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欧深化经贸合作，有利于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多国作共同发言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当地时间10月31日，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妄图借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在发言中支持中国，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会上，古巴代表66国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明确表示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 贝马拉斯：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我们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双重标准，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 沙特代表6个海湾国家、也门和利比亚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表示在人权问题上应坚持客观、建设性、非政治化原则，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宗旨和原则，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 委内瑞拉代表“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19个成员国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批评部分国家难以保障本国公民享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却向别国实施非法单边强制措施，构成当代形式系统性歧视，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多边主义，继续为促进人权、社会正义和发展创造条件。 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很多国家还在会上作国别发言，积极评价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呼吁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团结协作，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是讨论人权、社会发展问题的主要委员会。2019年以来，美国连续四次纠集一些国家借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坚决反对，均以失败告终。
美国霸权危害全球“数字人权”
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人权”问题上，美国奉行双重标准，通过推行一系列自私短视的科技政策，维护其科技垄断和数字霸权地位。美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对他国和本国进行广泛监控；另一方面又以“公共安全”为由，不择手段地打压其他国家的优势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这种将数字发展问题政治化的行径，不仅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也有违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基本精神，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安全治理造成严峻挑战。 造成严重“数字人权”问题 日前，“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两名律师和两名相关记者起诉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控中情局非法收集他们电子设备上的信息和他们与阿桑奇的谈话录音，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今年4月，美国情报官员发布报告称，联邦调查局2021年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人的电子数据进行了多达数百万次的搜索。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年度报告中更是披露，联邦调查局对国家安全局此前收集的美国人的数据进行了多达340万次搜索。 早在21世纪初，美国情报部门就研发了针对各个通信公司产品的监听技术。“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数字技术监控国内言论的情况变本加厉。英国《卫报》认为，“9·11”事件的一大后遗症是，美国成了监控无处不在的国家，美国的监控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收效甚微，却把普通公民变成了嫌疑人。 “相较于种族歧视、移民危机、枪支泛滥等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人权问题，美国对‘数字人权’的侵犯是一种相对新生的现象。它因数字技术产生而出现，并随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而影响愈为深远和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裴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与传统人权问题类似的是，美国的‘数字人权’灾难同样深深嵌套于美国的现行体制。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是产生‘数字人权’乱象的根源。”裴轶表示，由于选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指挥棒，人权保障难以成为美国发展数字技术的核心价值追求。因为在获知选民偏好、制作数据画像、操控舆论热点等领域的独特优势，数字平台成为政客们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对解决“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等数字技术伦理难题，美国政府缺乏动力和勇气。 美国还将数字监控的范围扩展至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窃取。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赋予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巨大的权力，允许其对海外非美国公民进行无授权的电话和互联网监控。 即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在数据保护问题上也未获美国“优待”。美国与欧盟间的数据传输隐私保护协议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书面承诺，该协议允许对通过连接欧美的互联网电缆传输的信息进行大规模扫描，批量收集通信簿和手机位置。 此外，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人权”面临巨大威胁。 “在美国极力推动美式模板成为全球数字规则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数据的单向输出国、原料采集地，但很难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裴轶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连最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都不健全，与全球形成“数字隔离”，成为全球数字化大潮中的“数字孤岛”，很容易丧失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权与话语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李艳对本报表示：“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当下，南北发展差距的缩小也恐难在良性平衡的状态下实现。此外，全球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平衡，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数字化能力发展不足的国家很难确保自身安全。” 倚仗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 从“维基解密”到“棱镜门”，从“方程式组织”到“梯队系统”，美国对全球进行窃听监视和网络攻击早已不是新鲜事。 “迄今，全球始终没有对美国的数字霸权形成一个有效的约束规制。未来，当讨论数字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时，国际社会应该把美国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对其数字霸权进行制约。”李艳说。 “美国能在全球数字领域‘双标’，有赖于其强大的经济与科研实力。”裴轶表示，美国的数字霸权建立在其经济霸权基础之上，而数字霸权也可以反过来巩固其经济霸权地位。美国的科研实力依靠其“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遥遥领先。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有4个组成部分：联邦、政府、企业以及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它们相互作用的平台是用户和市场。得益于此，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大型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有绝对性优势。 蓄意打压他国数字技术发展，也是美国维持数字霸权的手段之一。 “在数字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推行一系列科技政策、联盟宣言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并由此实施双重标准。”裴轶表示，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打压他国科技公司使用的工具主要有8种，分别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调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刑事指控、从美国强制退市、联邦政府禁用企业产品、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中国军方涉军企业清单等。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借由科技法案，排斥他国科技公司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6月，美国国会一揽子放出六部针对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反垄断治理法案，即《合并申报费现代化法案》《州反垄断执法场所法案》《通过启用服务交换法案》《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美国选择与创新在线法案》《终止平台垄断法案》。与此同时，美国还推出“网络清洁计划”。 今年3月，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开放应用法案》。4月28日，美国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混合部长级会议上发布了一项《互联网未来宣言》。8月9日，拜登正式签署《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裴轶分析，此类法案的目的是逼迫全球数字科技企业站队，遏制他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力量。此类法案多次提及“平台所传播的信息需是无害的”，但是“无害”的定义却由美国司法部判断，判断标准主要为是否有利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阻碍全球数字治理合作 “经过多年的法治构建和机制建设，美国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已经非常完备，对自己核心数据的保护力度和标准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美国从不提自己在数字领域的先发优势和头部效应。在话术体系上，美国不断鼓噪其他国家在数字领域后发优势的威胁。美国将数字领域的发展问题政治化，拿意识形态划线，给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严峻考验。”李艳表示，这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数字治理各主要大国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数字治理合作机制的建设进程会相应迟滞；三是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的制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试图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数字治理理念。“美国推行的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是典型的以‘数字自由主义’之名，行‘数字霸权主义’之实。”裴轶表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球。美国一直希望主导构建一套“自由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推动全球数字市场自由开放，强调数据自由流动，在维护其数字经济先发优势的同时，推动美国数字企业更多占领国际市场。在美式“双标”的搅局之下，全球数字治理分歧巨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主义的价值观分歧、域外执法权实施的分歧等，缺乏一套统一有效的数字治理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