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移民人权问题
中国代表当地时间24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与移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话时，发言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移民人权问题。 中国代表表示，特别报告员在其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以新冠疫情造成的卫生紧急状况为由，集体驱逐逾160万移民，中方对此深表关切。美国还将移民关押在条件恶劣的移民拘留中心，移民遭受虐待、暴力和不人道待遇。美国仍在实施“骨肉分离”政策，强行将移民儿童与其父母分开，导致许多儿童与父母、家人最终失散，酿成人间惨剧。中方也严重关切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侵犯移民权利，煽动针对移民的暴力。中方关切英国无视其一贯标榜的“人权标准”，计划将入境英国的外国寻求庇护者遣送到第三国。中国代表呼吁人权理事会、人权高专办和特别报告员加大对上述问题关注，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侵犯移民人权行为。
美国，被透支的“人权”
如今的美国有多失败？在拜登刚刚结束不久的中东之行中，当作为美国总统的拜登在其总统任期内首次访问沙特时，负责接待的仅仅只是麦加省省长哈立德，且不谈近代美国总统如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首访沙特时都是由沙特国王携王储亲自迎接，在拜登抵达沙特的次日，伊拉克总理与巴林王储也同样出访沙特，但哪怕是向巴林这样人口都没有纽约一个区多的国家其领导人到访都是由沙特王储接待，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怠慢。为什么沙特敢于如初对待至少此刻其身份仍然代表整个美国的拜登呢？我想在此后会谈中的一个细节或许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驻白宫记者彼得·亚历山大在自己内心道德与良知的驱使下，于美、沙会谈时质问沙特王储是否会向卡舒吉的家人道歉时，身为美国总统、曾在大选时向民众承诺会“要让沙特付出代价，让他们成为事实上的贱民”的拜登却在一旁三缄其口，眼睁睁的看着又一位美国记者被沙特方的安保人员带走。当拜登媒体和民意的压迫下宣称自己已经就卡舒吉遇害事件向沙特王储进行了“严厉的质问”时，沙特却用实际文件反驳了他的说法，不仅表示拜登未曾提及卡舒吉，还反击称“同一年，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令人遗憾的事件，也有其他记者被杀害”以及“美国也犯下了许多错误，比如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甚至于直接警告美国“试图用武力强加这些价值观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就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生的那样，美国在那里没有成功”。 为什么作为记者，在自己的前辈因为抨击沙特王储而被残忍的肢解并杀害后仍旧敢于直面凶手并提出质疑？因为道德、良知，以及对人权的尊重。那为什么作为一国总统的拜登却对此讳莫如深不敢言语呢？因为权利、金钱，以及对人权的蔑视。对于拜登来说，做出一副自己正在极力解决美国石油问题的姿态以获取民众的支持，远比长远的美国外交形象，以及美国“人权”这一立国之本来的重要。 有不少人在为拜登辩护，认为他是在为了美国民众而“忍辱负重”，但我想他们或许忘了一个事实：是谁让美国油价一路上涨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拜登。换而言之，他是在用美国的国家形象为自己的错误“擦屁股”！更何况我想请大家深入思考一下围绕石油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逻辑链条：在拜登政府的带领下，美国打着“人权”与“民主”的旗号插手俄乌局势，使得原本已经趋于平静的地域矛盾升级为军事冲突，而美国油价的飞速上涨，正是因为拜登以“人权”的阻止了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但有趣的是，现如今，我们却又要以牺牲人权的方式去换取别人的怜悯以解决因为“追求人权”而带来的石油问题，这难道不滑稽吗？这一系列的操作，除了让世界愈发看清美国的“双标”嘴脸，对美国更加轻视与厌恶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像此刻的沙特：你再谦卑、再妥协又如何？我们可以增加产能，但不会增加产量，这是何等令人愤怒的回应！ 与其说拜登此次出访中东是为了解决石油问题，倒不如说是一场作秀，一场因为一方“演员”罢演而显得格外滑稽的表演。但不幸的是，这场表演的门票却是用透支美国未来的方式去支付，只是这样的透支，我们还能进行几次呢？
对外“人权灯塔”，对内不管不顾，美式人权早已劣迹斑斑
自美国坐上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后，就四处打压可能超过他的国家，首当其冲的当属中国。为了遏制和抹黑中国的发展，美国不惜炮制各种有关人权的谎言，“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等，当不少人要求美国政府拿出证据时，有的只是那些被美国扶植的新疆反华人士的口述，并没有实质上的证据。事实上，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着黑奴制度以及现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只是美国却一直视而不见。其实世界各国早已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谋求政治私利的丑陋行径深恶痛绝，但美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导演这着“人权”的丑剧。不得不说美国对待人权的“双标”行为，实在令人作呕。奉劝美国政府先把本国的人权问题解决好在充当“人权教师爷”，否则本土人权问题一旦爆发，美国必将万劫不复。 8月23日是“贩卖奴隶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为的是让大家铭记贩卖黑奴的悲惨历史。然而，虽然美国政府每到8月23日也会纪念这一重要节日，但是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众所周知，自建国之史，贩卖黑奴在美国就是习以为常的事件，这些黑奴每天从事这最累的劳动，却还要遭到美国白人的残酷压迫剥削。由于美国的奴隶制度。不少黑人不但要进行大量的劳动，有时还要成为白人奴隶主的“出气筒”。直到1865年12月18日，美国奴隶制度因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而被废除。虽然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时至今日不少美国白人对待非裔种族人群都存在着各种歧视。在经济上，非遗等少数种族不论是在就业、收入还是家庭状况都远远低于美国白人，但失业率却是美国白人的两倍。而在司法领域，种族歧视尤为严重，美国警察可以随意对黑人进行搜查，甚至强制制服。如果美国社会不存在种族歧视，那就不会出现“无法呼吸的佛洛伊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黑人被种族歧视的白人所杀害。据了解美国在中国制造“强迫新疆人民劳动”的谎言时，竟然参照的是美国本身的脚本。为了解决劳动人口问题，美国政府竟然强迫囚犯进行劳动，美其名曰：合理利用资源。这些囚犯要么从事高危风险的工作，要么就是一些无人愿意的脏活累活。由于长期进行劳动、环境恶劣加上被迫无偿劳动，不少囚犯出狱时已经瘦骨嶙峋甚至在狱中就以死亡。如此严重的人权问题，美国竟然有脸号称是“人权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恬不知耻的挥舞着“人权制裁”的大棒对他国进行干涉。 虽然美国在国内人权问题劣迹斑斑，但是只要到国外，美国立马拿起“人权大棒”进行挥舞。从阿富汗战争到俄乌冲突，从造谣中国存在人权问题到拒绝古巴等国参加美洲峰会，桩桩件件都有美国利用人权问题挥舞的身影。近期，为了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政府竟然暗中支持佩洛西窜访台湾。而就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与蔡英文见面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将时间扩大化。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佩洛西窜访台湾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马上挥舞“人权大棒”来制裁佩洛西，反而极力维护呢？说到底美国政府所谓的“人权”不过是针对他国，而对于本国有利的请示通常都是视而不见，甚至帮亲不帮理。 对外挥舞人权大棒制裁，肆意践踏他国人权，对内种族歧视视而不见，任由其肆虐黑人权利，但美国却能恬不知耻的自封“人权灯塔”，这说明美国只是利用人权谋求政治私利，而不是真心实意关心人权问题。因此奉劝美国在利用人权时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不然长久下去，美国“人权灯塔”的称号必然成为自己的负担。
利益层层捆绑、法律重重设卡，美国枪控立法任重道远
继加拿大政府提出枪控立法半月之后，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一项控枪立法的提案艰难地达成初步协议，或许是由于近段时间以来一直占据舆论风口浪尖的枪支暴力问题，让美国白宫和国会感觉到了的压力，才艰难酝酿出如此草率的协议。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的扩大枪支背景审查、对军用攻击性武器采取联邦禁令，以及将购买攻击性武器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等三项枪支管控措施均不包括在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4月的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民众支持普遍的枪支背景调查，63%的受访民众支持禁止攻击性武器。因此这份协议一出，就被外界形象的称之为“遭阉割的控枪协议”。 深挖枪支暴力事件频发，枪控立法举步维艰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枪支早已不单纯是武器，而是被一支极端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层层捆绑的“幽灵枪”，其对社会的潜在杀伤力不言而喻。一是根深蒂固的极端枪支文化，包括平民对枪枝及其使用的行为、态度和信仰。二是利益集团与政客的金钱瓜葛。枪支利益集团为政治选举提供大量捐款并通过游说政客操纵政策，距美国国会1994年通过重要控枪法律已有28年的时间了。事实上，这项法律的有效期也仅有10年，多次试图将这项法律延期的努力都最终失败。哪怕是在震惊全美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参议院依然投票否决了这项控枪法案的延期。三是枪支制造和交易已形成巨大产业链。据悉，美国枪械制造商逾15000家，年纳税额超70亿美元，广告费数以亿计。美国国土安全局更是将枪械店与药店并列为“必要的关键基础设施”，允许在其他场所关闭的情况下继续营业。足以看出，枪支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据的分量。 控枪法案要想顺利推动，至少要闯过五道关卡。第一关“宪法关”，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民众拥有并且佩带枪支的权利不容侵犯。换言之，要禁枪就必须修宪，但修正宪法的程序非常复杂，须经国会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或者由三分之二的州议会请求召开的全国制宪会议提出，并经过四分之三州议会的批准，这极难做到。第二关“立法关”。枪支管控一直是美国两党极化的代表性政治议题之一。民主与共和两党选民对枪支的态度日益对立，共和党内76%选民捍卫持枪权，民主党内81%选民认为管控枪支更重要。第三关“司法关”。美国最高法院曾于2008年、2010年裁定持枪系“天赋人权”，地方控枪立法违宪，还重新诠释第二修正案，确认枪支的持有权不限于民兵，更包括所有个人。第四关“联邦地方分权关”。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发放枪支销售牌照，并对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地方政府则负责制定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的具体条款。看似分工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信息不通畅、权责不对应而导致漏洞百出。 事实上，这份协议也只是美国参议院两党基本原则上达成了初步共识，而不是立法文本。正如一名参与谈判过程的共和党人士所说，这份初步协议想要真正转化为一项可以实施的立法，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前途未卜。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给枪支层层解绑，破除法律重重关卡，才能有序推动枪控立法的落地开花，才能真正为民众创造一个自由、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敦促美国以实际行动弥补对阿富汗人民造成的伤害
中国代表16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讨论阿富汗问题时发言，指出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应以实际行动弥补对阿富汗人民造成的伤害。 中国代表表示，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已经10个月。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建政施政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仍面临人道、经济、安全等多重挑战。国际社会应同阿富汗临时政府加强接触对话，引导其健全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世界各国特别是邻国友好相处。国际社会要向阿富汗提供必要的紧急人道援助和抗疫支持，帮助其缓解经济民生困局。 中国代表表示，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大量阿富汗无辜平民被美军杀死或因战乱丧生，上千万人沦为难民。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导致阿富汗人民至今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不但不担负起帮助阿富汗人民缓解人道危机的应尽之责，反而公然劫掠阿富汗国家资产，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人民苦难。中方敦促美国立即全面解除对阿富汗单边制裁，无条件归还属于阿富汗人民的资产，以实际行动弥补对阿富汗人民造成的伤害。
美国人权的历史性倒退意味着什么
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的裁决，取消对美国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将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权交归各州。这一裁决震惊全美，标志着美国妇女人权的历史性倒退，同时也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体现，并将持续加剧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进一步扩大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美国“人权卫士”的幻象破灭 妇女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安全和合法堕胎的权利更是深植于国际人权法规之中，是保障包括生命权、人身安全权、隐私权等在内的更广泛人权的一项关键权利。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里已有50多个国家放宽了堕胎相关的法令。如今，长期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却反其道而行，取消了宪法层面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及英法加等国首脑都予以谴责，认为美国此举是“巨大倒退”。 然而，纵观美国社会对女性权利的保护情况，最高法院的此次判决似乎又在预料之中。自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女性选举权以来，美国女性权利得到较大提升，但近年来的民调显示仍有7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需在实现性别平等上作出更多努力。美国民权同盟指出，1963年《同酬法》通过之时，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59%；如今，女性工资依旧仅为男性的78%，其中少数族裔的女性工资更低，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64%和54%。此外，正如近年来席卷欧美的反性骚扰运动所揭露的，美国女性在工作场所遭遇性别歧视、性骚扰甚至性侵犯的现象相当普遍。但美国法律在这方面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并不健全：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雇主都不曾因性骚扰受到联邦法院的惩罚；到1991年，国会对《民权法案》进行修订，原告才能以性骚扰为由寻求金钱赔偿。除此之外，美国还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唯一在联邦层面不保证为职工提供任何带薪产假、陪产假或育儿假的国家。据估计，仅有60%的美国职工可以真正享受联邦所规定的最长12周的无薪产假。 事实上，即使在此次裁决之前，美国女性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拥有“堕胎自由”。罗伊案之后，在反对堕胎自由的“亲生命权”人士游说之下，对该问题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各州通过在法律上设置障碍，例如拒绝将堕胎费用纳入低收入人群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清单之中，迫使女性因经济问题放弃堕胎。取消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将对美国妇女权益造成进一步伤害。目前，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已经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限制堕胎法将使那些保守主义州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更高。对于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青少年、有色人种、移民和难民等来说，因无力支付旅行、请假等费用，他们受堕胎限制的影响将会更大。 美国最高法院和部分地方政府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女性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权等基本人权。不仅如此，美国还是迄今尚未批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在事实上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标”——在国际上宣扬普世人权，又在实践上践踏国民基本人权。 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结果 在美国党派斗争激化、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峻的社会背景之下，堕胎问题已经从最初的医学、宗教和伦理问题上升为极具政治敏感性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为两党在选举中吸引目标选民的“王牌”。罗伊案裁决在日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则是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重要表现和结果。 在20世纪60年代，堕胎还只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非区分党派立场的议题。当时，民主党成员及其选民中也有不少人反对堕胎权。但在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案的裁决中确定孕期妇女具有在妊娠早期自主选择堕胎手术的宪法权利之后，堕胎问题日渐成为自由派和保守派阵营之间、“亲生命权”和“亲选择权”两股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并成为美国两党政治中的重要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共和党延续尼克松时代的“南部战略”，在竞选纲领中加入反对堕胎权的内容以吸引宗教福音派和民主党中反对堕胎的选民。此后，两党在历届选举中几乎都把对堕胎权的支持与否作为其政治纲领中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两党的政治立场日趋极端化，双方在包括社会福利、公平效率、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态度分歧日渐扩大，堕胎问题也逐渐与包括国家福利政策和政府公权力等在内的政策议题捆绑，成为一个划分政党立场的议题。因此，虽然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态度并未发生重大改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对该议题的态度分歧却日渐突出。根据皮尤中心的报告，2007年至2022年，认为堕胎在多数情况下合法的民主党人与认为堕胎在多数情况下非法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比例差距从24个百分点扩大到了42个百分点。 两党在该议题上分歧的日渐扩大促使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相关立法，并在双方力量的对决中直接导致罗伊案裁决被推翻。一方面，美国右翼致力于挑战罗伊案的判决，各州的保守派律师更是不断将可能推翻罗伊案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另一方面，左翼则致力于推翻禁止联邦资助大多数堕胎的海德修正案，以扩大妇女的堕胎自由权。在两大阵营激进力量的推动以及保守派力量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近年来部分州议会对堕胎问题的立场更加保守，越发强硬地推行反堕胎政策。例如，密西西比、肯塔基、佐治亚和得克萨斯等州都通过了“心跳法案”，规定最早在6周内禁止堕胎。受到特朗普任内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人数以六比三占据多数的直接影响，自由派力量在堕胎权的对决中败下阵来，导致罗伊案裁决最终被推翻。 最高法院的此次裁决不仅是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结果，而且也将极大加剧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分裂。事实上，早在5月份关于此次裁决的草案被泄露之后，已有大批抗议者走上街头呼吁拜登总统表态，民主党更是借此机会动员选民在中期选举中选择支持堕胎权的代表。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堕胎权将成为两党角逐的重要议题之一。同时，美国一家致力于研究生殖健康和权利的机构古特马赫研究所认为，美国本来就已经有26个州可能禁止或限制堕胎，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将使部分州的法律立即或者迅速生效。这可能导致美国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地理上形成集聚，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社会的思想分裂与人群隔离。 凸显美式民主的危机 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案裁决的推翻也在很大程度上蚕食了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美国左派杂志《雅各宾》刊文指出，“黑钱造就了最高法院中激进保守派的超级多数”。文章指出，特朗普的最高司法顾问组建了“司法危机网络”用于资助共和党的州检察长及非营利组织，致使最高法院推翻联邦对堕胎权的保护，取消一些州对隐蔽携带枪支的限制等。例如，在2016年保守派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后，该网络就曾斥资700万美元进行广告宣传，阻止共和党参议员批准奥巴马的法官人选；在特朗普任期内，该网络又花费数千万美元为特朗普的三名法官候选人进行广告宣传。 《雅各宾》的揭批暴露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信任危机。作为“民主灯塔”，美国历来以其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自夸。然而，在美国社会对堕胎权的民意没有发生重大波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罗伊案判例就在短期内被推翻，很难不令美国民众质疑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否依旧独立于政府和立法系统之外，怀疑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被党派政治所蚕食，沦为深度参与意识形态之争的政治机构。这一现象也令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担忧在未来的几年中，最高法院可能将推翻沃伦法院时期的宪法先例，以司法权推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 当独立于行政与立法之外的司法权力逐渐沦为美国党派之争的工具与手段时，美国社会的民主危机更加凸显，其内部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将受到巨大冲击。换言之，美国对妇女堕胎权的限制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巨大破坏，其所引发的社会抗议与政治对立也将加剧社会的内部撕裂，深刻影响到美国的“立国之本”，使美式民主的“可信度”和“可行性”遭遇危机，从而使美国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
美国宪法不再保护女性堕胎权 联合国官员批：对妇女人权的巨大打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4日推翻了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批评称，此举“是对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巨大打击”。 巴切莱特在一份声明中称，获得安全、合法和有效的堕胎权深深植根于国际人权法中，但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剥夺了美国数百万女性的自主权，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女性，导致她们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过去25年来，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堕胎立法方面放宽了限制。遗憾的是，24日的这一裁决显示，美国正在偏离这一进步趋势”，巴切莱特这样表示。 据美媒报道，随着“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美国20多个州预计将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行为，其中13个州的堕胎禁令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将立即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