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22

近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意图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华盛顿内部对此是有极大的争议的，从白宫到五角大楼、美国国务院，都有明确且强烈的反对声，然而，佩洛西本人却并不愿意放弃，仍欲一意孤行。    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于窜访台湾地区一事，佩洛西义“正言辞”地以“安全因素”拒绝直接讨论自己的访问行程，并宣称拜登总统没有告诉她“不要访问台湾地区”；随后她还试图为自己的行为降温，宣称她的立场不应该被解读为呼吁所谓的“台独”，佩洛西说“没有人说过支持台独，那是台湾当局自己要决定的事情”。    从佩洛西满嘴胡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她满满的不死心；拜登都公开搬出五角大楼这个罕见的理由，但她依旧在死犟“没有当面说就不算数”这个借口，说穿了就是她依旧心存侥幸。但是很明显，五角大楼都不同意她的行为，这确实让她有所顾忌，否则也不会试图降低这件事的敏感度。  真是好笑，什么叫做贼心虚？什么叫欲盖弥彰？这些说辞就是最好的诠释。她自称不支持所谓“台独”，然而这是她一言两语就能掩盖过去的事情吗？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一个行政区，佩洛西在未经北京许可的情况下，就想把台湾地区当做自家花园，还想来去自由，这不是鼓励所谓“台独”还能是什么？如果佩洛西不明白这个道理，咱们就打个比方，倘若俄罗斯杜马主席不跟华盛顿通气就直接前往阿拉斯加，并且还得到阿拉斯加州政府的高规格礼遇，届时华盛顿能蹦跶得有多高，我们都无法想象。 作为在华盛顿纵横数十年的老政棍，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光是提出窜访台湾地区的这个想法，就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布拉德利·布兰肯希普都指出：佩洛西的行程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他指出，佩洛西是美国政府的第三高级官员，如果拜登总统无法履行职责，她将成为仅次于副总统哈里斯的白宫第二顺位继承人，作为众议院议长前往台湾地区，是华盛顿对台湾地区所谓“政府”的高度认可——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承诺如果发生这种事态发展，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即使佩洛西最终迫于压力或另一轮新冠阳性，再次取消行程，美国也必须就一个中国原则的官方立场向世界提供答案：究竟是信守对北京的外交承诺，还是肆无忌惮地支持“台独”，它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 或许，佩洛西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敏感身份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关于对台海问题的定位，一旦中美之间的危机升级，整个欧盟也必然会被美国拖下水。搞清楚这层关系，我们其实更应该为佩洛西的政治觉悟之低感到惊讶。这样的人竟然最终成为美国的三号人物，堂堂超级大国没人了吗？还是这些政棍一如既往地狂妄和傲慢，丝毫没有意识到正在将美国带往危机的边缘。佩洛西可真是一个惹祸精。

　　2022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影响着全球发展格局。一个多月来，中美高层互动频频，使两国关系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作为重要的中国民间智库之一——全球化智库（CCG）也积极开展智库外交——6月29日到7月8日，CCG专家团在美国开展为期十天的“二轨外交”之旅，与包括联合国总部、美国政府部门、知名智库在内的30家机构、数百位政商学界及新闻行业资深人士开展了三十场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到访美国的中国智库代表团。在美国实地交流，也让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美国各界对华真实态度。 　　美国担心损失一代“知华派” 　　与政府间“第一轨外交”不同，“二轨外交”是特殊的非官方外交，如通过智库或学者进行交流，以灵活的方式、广泛的接触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CCG此行先后走访了新加坡、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韩国。受疫情影响，这次非常之旅离我们上一次到美国已有两年零八个月。 　　2022年6月19日-21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办。 　　从中美人文交流的角度看，因疫情陷入停滞甚至中断互访两年多来，双方在隔空对话中很容易积攒怨气，增加误解。但这次美国之行，让我们感受到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趋稳、重启人文交流的迫切期待。比如，原本计划在美国“独立日”假期外出的一些美国专家和企业界人士非常重视这次交流，都尽量调整日程赶来见面。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专门从外地的家飞到纽约和我们见面。6月30日，桑顿和近30位美国商界CEO就中美经贸等问题和我们探讨交流。在长周末之前能聚集到这么多企业界知名人士，确实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曾任高盛集团总裁的桑顿是中美民间交往中的重要人物，2008年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桑顿去年8月和9月访问中国，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来华做先遣。他对中国智库来访的重视，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企业界和智库界对中美加强沟通的期待。 　　为不错过交流机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官员温迪·卡特勒在办公室大楼装修好的第一天接待我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了好几封邮件提醒会员参会。该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见到我们就说，见面聊和通过视频会议软件交流效果完全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场活动都超时了。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开了很长时间的车赶过来，一口气又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美国学者对当前双方缺乏交流的状态十分在意。受疫情影响，很多学者的访华计划更改或取消。专家们反映，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有志于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现在只能选择去中国台湾留学。他们担心，如果美赴华学者长期“断崖式”减少，将使美国学界损失一代“知华派”，长此以往恐对中美关系不利。 　　中美关系是一个生态，需要不断培养新生力量，但在华盛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新生力量的缺乏。老一辈的“知华派”，如李侃如和包道格年事已高，有的已离开华盛顿，而新一代“知华派”对华认识因缺少深入交流和调研而显得相对片面。交流中，一些智库学者提出，由于长时间没有去中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等情况缺乏一手资料，与中国同行也缺乏深度沟通，这使他们的研究缺乏支撑和充分的论据，导致他们在美国发声力度不够，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对此，有学者表示感到有些压抑。 　　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中美共处之道 　　除学界外，美国企业界的反馈也大体如此。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杰里米·沃特曼在交流时表示，美企非常担心受地缘政治和俄乌冲突影响，特别是担心美中关系下滑和台海出现危机，一些会员企业经常致电总商会要求提供相关研判分析，以便企业拿出应对方案。美企高层由于近三年不能赴华进行商务考察和访问，很多投资活动不能实施，也不能做新的投资计划。好几个美企CEO都表示，因为近期缺乏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他们很难向外界解释和澄清一些关于中国的误解，因此很想尽快到中国来走一走。总的来看，美国企业界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仍表现得务实和积极，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但也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而带来新的压力。我们在与美国工商界人士交流时了解到，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7月6日在伦敦首次联合露面，并称“中国对英美两国利益构成的长期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企业界一些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有的说“不得不在做中美冲突激化下的撤离或应急预案”。 　　长时间不见面也使大家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就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纽约企业界人士特别关心中国企业到美股上市和监管收紧问题、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对此，我们都一一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答，有时大家还展开辩论。从总体感受上来说，美国学者以前倾向于谈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此次很多人都表示，“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过去”，有的还流露出很强烈的负面情绪。这让大家都在思考，逐渐解决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问题，从宏观上强调中美“双赢”和“合则两利”是必要的，但从具体的小事开始做起也很重要。 　　显然，在增强双边民间往来，促进访问、留学和旅游等方面，美国各界似乎都感受到了紧迫性。有人提出中美之间先把人文和民间交往恢复起来，稳定双边情绪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举办的午餐会上，有美国友人表示，考虑到中国防疫政策，对访华的美方人员也可以采用北京冬奥会时的闭环模式，“双方哪儿都不去，专门坐下来面对面地交谈就行”。 　　强调通过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来“重启”中美关系在部分美国人士中有一定共鸣。在拜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时，他提出双方的“麦克风外交”——即两国通过公开发言进行隔空辩论的做法可以降低调门，少谈大事，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之上。 　　在美国很明显能感受到不同区域和党派之间的分裂，唯一能让民主与共和两党达成共识的却是对中国的更敌视态度。两党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强硬已相当普遍，他们谈及中国时，言必称香港、台湾和新疆，而且指责的声音远远高于解决问题的声音。但部分知华学者和商界人士在尝试避开这些障碍，用务实态度解决问题，至少摆出解决问题的姿态。7月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保险业“教父”格林伯格的文章。他代表美国14位政商界人士宣布成立特别小组，推动美中恢复对话。有意思的是，这14人中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何慕理等人跟我们在文章发表前一两天也讨论过类似问题，说明美方还有务实派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理性思考。 　　在美国国务院，我们与包括一位副助理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外交官交流。交流将要结束时，对方很认真地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他们“向上反馈”。我们提出，希望以后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人能够顺利入境，不再受到更多手续上的干扰。 　　美国政治对立严重，谁来竞争下一任总统？ 　　在我们拜访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时，他也特别强调双边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与我们交流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秦刚大使到美国整一年，深入到地方州市，促进了中美各方交流。 　　美国的现状也是我们此行关注的重点。代表团一些成员来到曾经生活过的美国，还是能感觉到周围多少有些变化。特别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全国多处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枪击案，这让我们走在纽约街头时，一度也多了些紧张的感觉。不过，纽约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一些新的基建项目正在施工中。但美国基建“欠债”太多，恐怕“还”起来尚需时日，这从我们的手机常常只能收到3G信号就能看得出。 　　赴美交流前夕，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推翻了此前判例，引发轩然大波。到美国后，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讨论到美国身份政治、控枪和族群对立等问题。很多美国人士坦言，美国的政治对立特别厉害，大家找不到建立共识的方式。这种情况下，“甩锅”中国反而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彭博社纽约总部，该社记者和编辑表示，在美国新闻报道中也存在因身份政治对立带来的极化现象。他们同样希望能加强中美民间，特别是企业和媒体界的交往。在华盛顿，原彭博社CEO贾斯汀·史密斯对我们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假新闻，他在今年初创立了更加“透明”的全球新闻平台Semafor。 　　谈到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一部分美国专家认为，在民主党方面，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的竞争力比较强，在共和党方面，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比较有优势。也有的表示，不排除特朗普时期的副总统彭斯参与竞争，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可能跃跃欲试。 　　 　　此次美国之行，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随着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官方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华盛顿走访大西洋理事会总部时，我们与该智库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等人进行了交流。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于1961年，早期称为“大西洋联合委员会”，由美国北约理事会、大西洋研究会美国委员会、大西洋协会公司等合并而成。从这个智库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美欧关系上。会谈时，相关专家透露，大西洋理事会今年从各界获得的资金支持至少增加三成以上，这让研究美欧关系的专家觉得受到重视。与一些研究中美关系的老专家不受支持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预算增长，大西洋理事会还设立了全球中国中心，担任中心高级主任的大卫·舒尔曼此前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高级顾问，重点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美中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 　　美欧对加强军事同盟的重视显而易见。当我们离开美国来到欧洲时，看到布鲁塞尔机场此前的广告牌上写的是“欢迎来到欧盟的中心”，现在已变成“欢迎来到北约的家”。这让我们有些担忧。 　　夏季的华盛顿高温潮湿，当我们在烈日炎炎下穿梭往来于各个机构时，有美国朋友看着我们的行程说：“这真是一场智库界的‘破冰之行’和‘旋风之旅’。”他们接下来关心的便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去？”在美国资深媒体人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议下，我们参观了他的妻子安·弗里德曼2020年筹建的星球文字博物馆。看到展馆中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字，我们不禁感慨，文字增进了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交流的作用，但只有文字交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面对面交流，需要在线下会晤中体察彼此的真情实感，只有从高层到民间都深入交流起来，才能为稳定中美关系重铸坚实基础。

7月4日，美国“国庆日”即将来临。长期以来，美国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动辄对不符合美式标准的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实施制裁或干涉。其国内人权状况却令人堪忧：政治操弄下的抗疫一败涂地导致百万人殒命；频发的枪击案令美国人权黯然失色；种族歧视攻击愈演愈烈加剧了社会不公；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引发多国出现“人权灾难”。揭开其虚伪的面罩，如今的美国人权状况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 操弄疫情付出惨重代价，美国沦为“最大抗疫失败国”。 6月30日，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87610440例，累计死亡病例达1017229例。美国疫情发生后，政府自始至终不重视疫情，疫情防控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的工具和筹码，还鼓吹疫情是“大号流感”，疫情全面爆发后政府直接选择躺平。美国政府不思治理之策，不谋抗疫之举，反而鼓噪“病毒溯源”，热衷“甩锅”推责，大搞政治操弄。两党之间、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不仅使得医疗资源整合和协调管理十分困难，也导致民众对于疫情防控政策无所适不仅拒绝佩戴口罩，甚至掀起“反疫苗”运动，加剧了疫情蔓延。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控枪失败枪支暴力泛滥，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枪国”。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失去了生命，其他权利都无从谈起。美国枪支泛滥，多年来痼疾难除，民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5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枪支暴力问题再次引发全球关注，也让美国本已不堪的人权纪录更加难堪。平均每100名民众拥有120.5支枪，使美国成为真正的世界“枪国”。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1年有1247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被枪杀，有3381名青少年受枪伤。2022年以来，近500名青少年被枪杀，1200多人受枪伤。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由来已久，1791年，美国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持枪权，持枪自由被视为个人的重要权利之一。美国两党在枪支问题上立场对立，民主党支持枪支管制，而共和党反对枪支管制。加之，美国枪支产业已形成巨大产业链，其背后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方式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舆论，阻碍控枪立法。美国政府在解决枪支暴力问题上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20多年未通过重要的枪管法例。难以管控的枪支暴力向世界传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丝毫不关心本国民众的生命权，所谓“保护人权”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落实，让美国民众倍感失望。 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成美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美国自建国以来即充满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美国通过屠杀、驱赶、散毒、绝育、散播病毒等手段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导致印第安人口从1492年的500万锐减至20世纪初的25万。近年，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重新泛起，主张白人利益高于其他有色人种的利益，由于支持者数量大幅增加且越来越活跃，引发冲突加剧暴力升级。2021年3月16日晚，21岁的白人男子罗伯特·亚伦·朗持枪袭击亚特兰大地区3家亚裔经营的按摩店和水疗中心，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这起血案激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恐惧。成千上万的亚裔及其他族裔人士持续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停止仇视亚裔”集会游行活动。近年来，种族间的经济鸿沟持续扩大，美国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存在长期性系统性的经济不平等，还表现在就业创业、工资收入、金融贷款等方方面面。 全方位实施新殖民主义，造成世界“系统性人道灾难”。 霸权之下无人权。美国凭借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强势”，在国际上频繁挥舞人权“大棒”，并借着全球化契机推行其新殖民主义政策。在政治上，美国以“传播民主”的旗号，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施政治干涉、和政权颠覆；在文化上，对欧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在军事上，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轰炸南联盟，造成无数平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在经济上，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和技术优势，频频采取单边霸凌行径，美国在对伊朗、俄罗斯、白俄罗斯、叙利亚、津巴布韦、朝鲜、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多年制裁的同时，不断对华采取打压遏制措施，将94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美国政府行为严重损害了他国主权安全，严重影响了有关国家国计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长期热衷于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大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却对美国人民的人权遭受系统性侵犯无动于衷，这凸显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标”，其《独立宣言》中最出彩的“人人生而平等”已成过往云烟！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已經表達咗收回香港主權嘅願望。1982年，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談判。最初，英國人野心勃勃，以為可以繼續保持佢嘅殖民地位，但喺政治強人鄧公面前碰咗壁。轉而想用「主權」換取「治權」，保持對於香港嘅管治權，結果又遭到拒絕。但係，作為世界上最大殖民帝國同最古老嘅政治玩家，從嗰一刻起，佢就包藏禍心，開始從長遠著眼，秘密佈局香港。香港回歸22年一再掀起風波，以至目前香港發生嘅動亂，無一個唔係英國呢盤棋局嘅算計。 喺香港回歸前十三年過渡期，香港警隊冒出咗一句話「政治中立」，背後暗藏巨大陰謀，「政治中立」代表著香港警隊喺遇到政治事件時，唔去處理、唔去執法。呢個錯誤觀念一直延續到回歸之後，雖然唔係明文規定，但從上到下，尤其係最高層，遇到政治事件，好似政治團體喺公共地方遊行無申請，非法聚集或衝擊警察維持治安、維持交通防線嘅情況下，警察執法非常被動，無主動秉公辦理執法，因此造成一啲港獨分子膽越嚟越大，因為幾乎無犯罪成本，並且有境外勢力支持。2014年及2019年嘅動亂原因就係呢嗰。呢種情況喺香港回歸之後，除一啲基層警察漸漸改為使用普通話，帽徽等裝飾有所改變之外，無太大變化，時至今年香港回歸25周年，先至漸漸有所轉變。 林鄭月娥話，法治社會有多個必不可少嘅元素，包括清晰嘅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民嘅守法意識、獨立嘅司法權等。法治精神係香港嘅核心價值，香港回歸25周年，「一國」嘅前提確保咗香港法治持續完善、社會繁榮穩定，「兩制」嘅不變承諾令反貪部門維持獨立運作，更好肅貪倡廉，法治基石日益穩固，廉潔程度越嚟越好。 回歸前，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香港總督係由英女王任命嘅，香港市民係不可過問嘅，亦都無徵求過香港市民嘅任何意見。1991年開始有民選嘅議員，係喺回歸前幾年違反聯合聲明同基本法原則去做嘅，所以呢個民主係英國人臨尾急急一腳畀香港嘅，係唔係真心為香港民主發展做事，呢個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得到一個答案。喺基本法嘅保障下，香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特區政府嘅法案須經立法會通過。而司法機關嘅獨立亦係民主嘅保障，根據「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繼續保留普通法制度，終審權亦從英國倫敦樞密院收回。喺1997年之後，我哋嘅法治就更加穩固。回歸後，香港立法會議席不斷擴大，從60人到70人，喺新選舉制度嘅支持下，再由70人擴展至90人，各界代表五光十色，展現愛國者治港嘅新氣象。依家香港嘅選舉制度適合香港嘅發展，三場選舉中，我哋完全係平靜、合理、合法完成嘅，唔似一啲大國選舉總統時不時仲要爭吵，亦都提到廉潔呢方面。大家都有目共睹，唔可以講香港嘅選舉咁樣嗰樣咁。 「一國兩制」喺香港成功實踐嘅最佳示例仲有香港廉政公署。有效反貪嘅前提係反貪機構嘅獨立，回歸25年，廉署一如既往獨立運作、享譽國際，正係中央對香港嘅承諾、基本法規定「保持不變」嘅香港獨特優勢之一。回歸25年，有人形容「一國」係根，根深先至能葉茂；「一國」係本，本固先至能枝榮。以法律構建起維護國家安全嘅堅固屏障，令「一國」之本得到鞏固、「兩制」之利更加彰顯，香港嘅發展前景亦將更為廣闊。大灣區就係「一國兩制」三法域，有其他地區無嘅特點。所以除咗大灣區嘅人員發展外，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多法律銜接同機制對接嘅工作。如果我哋喺呢三個法域都能做到呢一點嘅話，可能會對全世界範圍一啲跨境交易起到一啲幫助作用。 喺國際法嘅發展裡，我哋一定要睇到整體，唔可以單睇西方嗰一套，單睇佢哋喺國際法方面嘅睇法，因為亞洲同非洲嘅國家有唔同嘅法律傳統。我哋希望推廣香港嘅仲裁調解服務到一啲亞非國家，呢個其實亦擴大咗香港喺國際上嘅參與度，亦希望借此提高我哋國家喺唔同地方嘅參與度同話語權。談及未來發展，除咗要鞏固、捍衛法治精神，仲要通過法律科技呢一新方式來更好彰顯公平正義。     我哋可以喺法院多用法律科技，佢喺爭議解決，譬如仲裁、調解中都可使用，我哋仲可以用法律科技去做啲智能合約，咁樣從簽合約到合約執行，就多咗一個平臺，萬一有爭議，就可以喺呢個一站式平臺解決。香港能夠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