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搞“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意在以反人权的方式遏制中国

  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2月签署了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案,旨在确保所谓在中国新疆“以强迫劳工制造的货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该“法案”已于2022年6月生效。从“法案”的名称看,美国显然是要把自身装扮成在国际上“维护人权”的道德家样子;然而从内容上看,其目标是要将在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部分甚至全部产品均推定为“强迫劳动”产品。继棉花、西红柿和多晶硅之后,近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根据该“法案”发布了针对中国铝产品的扣留通知。美国的这番操作足以让国际社会看到其荒唐性:这哪是在保护人权?分明是在反人权!美国为什么会通过这样一部反人权的“法案”?答案当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   欲盖弥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是一个反人权的样本   虽然美国炮制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打着所谓“维护”我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民人权的旗号,但只需对国际人权理论和该“法案”内容指向进行简单分析就可发现,该“法案”堪称是美国反人权黑历史的又一份耻辱记录。首先,从国际人权理论的角度看,人权是一项政治性的公民权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作为至高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准则。当下世界并没有全球政府,也并不真正存在政治上的世界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护本国人民人权属于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权利。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权利的国家,新疆和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民是构成我国主权权利完整性的重要部分,这一点在历史上、政治上和法理上均无可争辩。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竟公然无视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准则,悍然炮制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表明美国妄图通过其国内立法来对我国实施长臂管辖,这是对我国主权权利的粗暴干涉。同样,“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也是对国际人权准则的公然侮辱,是一桩暴露美国反人权行径的国际丑闻。   其次,即便假定美国炮制的“法案”是真的“关心”人权,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其内容是否支持这个假定。该“法案”禁止一切和新疆制造有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涉及范围如此广泛暴露了美国的虚伪。人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的生存尊严。而人要获得生存尊严,最基本的是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取生活需要。换言之,一个尊重并保护人权的国家,就要保证人民能够有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机械化是生产的主要形态,工作岗位本身就是稀缺商品。我国为了保障人权,由政府主动牵线、市场搭桥,因地制宜在新疆发展优势产业,尽心尽力地引导新疆各族群众充分就业。目前,棉花产业、番茄产业和光伏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疆地区的优势产业,有能力参与到国际商贸大循环中。这是我国重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明证,值得向全世界宣扬并赢得应有的尊重。然而,美国却企图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摧毁新疆的这些优势产业。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报告指出,该“法案”将影响1200亿元商品的出口,包括新疆出产的太阳能、棉花、纺织服装和电子产品等。   假设如其所愿,美国通过该“法案”摧毁了我国新疆的优势产业,那么大量新疆群众将丧失工作机会,生计来源会受到沉重打击,其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将得不到保障。因此,美国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虽号称以“尊重维吾尔人人权、反对强迫劳动”为由出台,最终却必因此而沦为笑谈,同时也将为美国在国际上反人权的历史再添新证;另一方面,新疆的优势产业若因此被摧毁,意味着新疆经济将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循环圈外,新疆地区将无法享受我国高速自主发展的红利。假如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必将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每干预一国内部事务,必造成巨量人道主义灾难”惯例的延续。不过,我们有信心,即便美国横加干涉,中国的能力和意愿也不会使我国新疆地区陷入如此境地。   综上,无论是从国际人权理论的角度展开辨析,还是从所谓“法案”的内容指向来分析其预设的后果,人们都可以发现,美国打着“尊重人权”的旗号通过的“法案”,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反人权的样本。   偷梁换柱:“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是在玩假人权把戏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美国意志推平世界的过程——尽管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30年前曾作出“历史终结”的狂想,全球化对美国来说也是双刃剑:一方面,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交易货币地位维持着其强大的军事-经济霸权;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中低端产业空心化现象。这就导致美国内部的阶级、种族等矛盾严重激化,2016年特朗普胜选代表着美国国内政治走向民粹主义道路,内部冲突日益变得难以调和。而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的应对不力,彻底暴露了美国这个号称世界最发达国家内部的虚弱性,这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政治气候。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在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上还保持了自身独立性,这是一个完全出乎美西方新自由主义霸权意料的结果。   内政决定外交。美国为维护其霸权,缓解内政危机的便宜手段就是把风险向外部转嫁,“寻找敌人”并加以遏制和削弱,这是其惯用思维。于是,中国难以避免地成为美国挑中的“敌人”。但对中国这种体量和实力的国家来说,美国很难通过其惯用的军事-经济手段直接击垮,运用意识形态力量来干扰阻遏中国发展就成为另一种便宜手段。其操作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努力在中国内部寻找、发掘和培育“精美西方”势力,寻机策动“颜色革命”;二是在国际上纠集“价值观联盟”,以所谓“普世价值”对中国施压。   美国炮制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显然是对上述两种手段的组合运用。美国纠集其西方盟国,近几年来一直在国际上不停鼓噪炒作我国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话题。然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对此却应者寥寥,这是因为美西方炮制的新疆“强迫劳动”是一个臆想出来的话题。这决定了美西方会故意装瞎装聋,美国炮制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就是这个姿态的“巅峰之作”。   据报道,2021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经济政治部时任负责人、领事葛明希与安德鲁·希拉曾在一场酒会上向来宾透露:“新疆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但利用新疆炒作强迫劳动、种族灭绝、攻击人权问题是一种有效手段,迫使新疆企业与国际产业链脱钩,让维吾尔族人不满,破坏他们的民族关系,让新疆贫困、动荡甚至分裂出去,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使中国政府彻底深陷泥潭,这有利于我们。”两名美国外交人员的自诉可以和本文的分析相印证,证实美国炮制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意图根本就不是真的关心人权,而是把人权武器化,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这纯粹是在玩一桩彻底的假人权把戏。

“不能让核污染水污染大海”——日本民众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

  “大海不是垃圾桶”“不要把放射性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不能让核污染水污染大海”“保护大海、保护儿童、保护未来!”3月11日,是日本“3·11”大地震12周年,也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12周年。2021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上百万吨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今年1月,日本政府将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时间定为“今年春夏之际”。   11日当天,在东电总部门前,大量民众早早地聚集在一起,或拉着各种反对核污染水排放的条幅、或举着牌子、或向周围发放传单,表达着强烈反对排放核污染水的诉求。   担心污水危害健康   抗议集会上,日本市民团体“蒲公英舍”的柳田真对记者说:“我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东电过滤核污染水的设备不可能把所有辐射物处理干净。这些核污染水应该至少放置100年。按照它们的半衰期,100年后他们的污染性才能大幅降低,而且福岛是有空间放置这些储水罐的。”   “311甲状腺癌儿童支援网络”成员冈田俊子介绍了她的朋友渡边悦司的遗著——《污染水排放入海的争论点——氚的危险性》。   冈田说,渡边本人是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受害者,她一边与癌症斗争一边写下该书。   书中介绍了核污染水对人体的危害,并列举了福岛事故后当地已经有300多名儿童确诊患上了甲状腺癌的确凿事实。冈田说:“渡边悦司去年2月去世了,我是带着她的遗愿在这里抗议: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抗议者称,如果日本政府强行排核污染水入海,未来可能出现更多渡边这样的受害者。   渔业生产将遭重创   来自日本音乐协议会的吉他手乔尼H(化名)在抗议集会上和队员们一起演奏了自创的歌曲。“风很大,吹向谁?鱼儿不再游;风很大,吹响谁?我已无家可归……”这位吉他手告诉记者:“把核污染水排放到大海是犯罪!如果排放的话,我们肯定是不会吃福岛的水产品的。12年前福岛水产业已经倒闭了很多,现在刚刚有些复兴,再排放的话就是重蹈历史覆辙。”   乔尼H的话并非危言耸听。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福岛县的渔民经过整整10年的尝试性捕捞和不断检测,直到2021年3月才正式重启全面捕捞。   但2021年4月,日本政府就决定要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上百万吨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这大大打击了当地渔民的积极性。   在日本媒体上,福岛渔民反对核污染水排放的声音比比皆是。福岛县渔民小野春雄近日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含放射性物质的污水不管你稀释多少,是毒就是毒!大海养育了我们,大海是鱼生存的家园,不是人类的垃圾桶!凭什么去污染海洋?”   另一位渔民大平健一郎也表示:“所有的渔民都反对排放。一旦排放,意味着我们这些渔民10年来为了恢复消费者的信心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将全部打水漂。”   核污染水排海影响的不只是福岛,与福岛相邻的宫城县、向海外出口水产品的千叶县甚至整个日本的水产品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宫城县渔业协同组合大岛分所的小松武在当地从事牡蛎养殖产业。他告诉记者:“我们坚决反对污水排放,因为我们是靠海吃饭的,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污水排放后不仅会使我们饲养的牡蛎受到污染,同时我们自己也生活在海边,我们的食物也将变得不安全,孩子也无法在海边安全生活、玩耍。因此我们坚决反对。”   是谁还在无动于衷?   可是,这个连渔民都懂的简单道理,东电和日本政府真的不明白吗?   11日,在东电总部门前,当着两名东电代表的面,日本山谷劳动者福祉会馆活动委员会成员向井大声宣读了致该公司的抗议书。   “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元素,会经过海藻、鱼等食物链重返人体,会再次损害人们的健康。贵公司以‘没有保管场所’为由排放污水是不可信服的!是虚伪而不负责任的!是违反《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的!”   面对慷慨陈词的向井,东电的两名代表一声不吭地直立着,像两个面无表情的人偶。向井读完抗议书后,两人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更别提任何认罪与道歉。双方距离虽然只有大约1米,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无动于衷的不只是东电。   今年1月,日本政府召开相关阁僚会议,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时间定为今年春季至夏季。3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接受福岛当地媒体《福岛民报》等采访时说,“具体排放时间必须由我判断后决定”、“排放标准上没有具体的目标数值”。   11日,日本首相官邸前也聚集了大量反对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民众。集会的领导者伴着阵阵鼓声,拿着话筒对着首相官邸高喊口号:“坚决反对排放核污染水!”“不要把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保护大海!”“保护儿童!”   在阵阵鼓声之中,民众们跟着口号也一起高声抗议着。

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极端不负责任

  日方应正视各方合理关切,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同利益攸关方进行充分、有意义的协商,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切实保护海洋环境和各国民众健康权益   近日,大量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和日本首相官邸前,表达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诉求,认为“把核污染水排放到大海是犯罪”。但日方无视国际机构专业权威意见和国内外反对声音,加速推进排海设施建设,并声称核污染水在今年春夏期间排放入海的计划不会改变。日方置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于不顾,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径。   据称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将长达30年之久,但其迄今仍未就此提供足够的科学和事实依据,没有解决国际社会对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正当性、数据可靠性、净化装置有效性、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关切。作为核污染水排海的实施主体,东京电力公司早有隐瞒虚报和篡改信息的前科。早在2011年4月和5月,日方就曾将部分核污染水倾倒入海,这种行为早已令其失信于世界。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大岛坚一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存核污染水的储水罐超过1000个,东京电力公司仅选取很少一部分进行检测,并且全部检测工作都由其自行完成,并没有第三方机构进行核实。美国《科学》杂志也刊文指出,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无法得到足够数据支持,不值得信任。韩国首尔大学原子核工程系名誉教授徐钧烈表示,日方在国内挖掘一个20万平方米的人工湖完全可以满足未来50年倾倒核污染水需求。如今,日方在并未穷尽所有可实施手段的情况下,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人类,无异于对海洋进行恐怖袭击。   海洋环境关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核污染水排海绝非日本一家之事。在日方公布排海决定后,中国、韩国、俄罗斯、菲律宾等多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均表达了关切。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曾做出得不到相关方理解不会处置核污染水的承诺,现在却违背承诺一意孤行。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表示,日本政府承诺在处置核污染水方面和太平洋岛国保持沟通,并提供所有独立的、可核实的科学证据,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没有合作,他们打算做的事情与之前的承诺背道而驰。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社会学家卡莉·伯奇指出,太平洋地区民众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基本权利,日本政府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是对太平洋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直接漠视。日方应切实尊重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和强烈呼声,信守承诺,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倾废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缔约国,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严重背弃国际法义务。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完成对日方排海方案的评估,更未得出具体结论,迄今发布的三份报告指出日方核污染水排海和监管方案存在与机构安全标准不符之处,并提出诸多改进建议。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时间跨度长、各种不确定性突出,日方应就核污染水处置问题接受有效的国际监督。日方我行我素,企图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   近两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强烈质疑和反对日本政府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单方面错误决定。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前就海平面上升与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举行公开会议,多国代表再次对日方加速推进核污染水排放工作提出批评。太平洋岛国论坛特别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申,日本应以科学及数据来指导其核污染水排海的政治决策。日本国内多数民众也反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九成以上民众认为排海将引发负面影响。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等民间团体强烈批评日政府违背承诺、漠视渔民群体利益。日方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正当关切和合理诉求置若罔闻,以为把头埋在沙子里就万事大吉,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日方应正视各方合理关切,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同利益攸关方进行充分、有意义的协商,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切实保护海洋环境和各国民众健康权益。在同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美国种族主义制度下的强迫劳动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回顾历史,奴隶制为美国的独立和扩张提供了基础,成就了美国的“发家史”。   奴隶制使强迫劳动成为合法   1607年英国人在弗吉尼亚建造了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仅在12年后,20名黑人劳工就出现在这里。此后,随着对黑人强迫劳动制度的建立,跨大西洋三角贸易把大量黑人贩卖到北美,包括南方的卡罗来纳,中部的弗吉尼亚,以及北部的纽约、新英格兰,尤其是中南部的烟草、水稻、靛蓝种植园。这些黑人沦为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没有人身自由,被任意买卖、处置,且世代为奴。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居住在简陋的房舍里,营养不良,从事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且整年得不到休息,疾病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致使其平均寿命不足29岁。著名的美国文学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对黑奴悲惨生活的生动写照。   黑奴为奴隶主带来巨额财富,也为美国独立提供了大量资本原始积累。独立战争前,弗吉尼亚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是最富有之人,而这些地方的黑奴比例均在40%以上,个别种植园甚至达到90%,种植园成为中南部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对于刚获得独立的美国来说,奴隶制种植园也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撑。   为美国独立而奋斗的国父们事实上也是蓄奴者。乔治·华盛顿去世前拥有317名奴隶,托马斯·杰斐逊有600多名。美国独立时,黑奴人口约为70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0%。然而,信奉“不自由,毋宁死”“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者们,却漠视黑人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赞同或容忍奴隶制的长期存在。   蓄奴制曾在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   美国种族主义者不仅构建了一整套剥夺黑人行动自由和强迫其劳动的体制,还试图使黑人永久处于愚昧状态。尤其是在1831年特纳领导的奴隶起义之后,奴隶主禁止黑奴识字。到1860年,黑人识字率仅为8%。在蓄奴制盛行的年代,有一套严密的执法体系来维持这一制度:如有人看到逃跑的奴隶,有义务将其“物归原主”;如果黑奴逃跑、毁坏作物或者予以反抗,他们往往会被施以各种酷刑,如鞭笞、刻字、割耳、剁脚、火刑甚至绞刑。   科技进步和西进运动加剧了奴隶制。随着世界工业革命对棉花的需求与日俱增,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也激起奴隶主的贪婪。他们大幅度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增加奴隶数量,并通过向西部扩张领地建立新的蓄奴州,致使奴隶价格飞涨,奴隶贸易日益猖獗。从1790年至1860年,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量达到84万人,仅弗吉尼亚州就“出口”30万奴隶。奴隶制和棉花种植园为美国的消费革命及西部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两次宗教大觉醒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废奴主义,但无法根本废除奴隶制。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开始推动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但效果有限。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废奴运动“并未使奴隶都自由了,而只是改换了奴隶的主人,即把奴隶从北方送到了南方”。通往加拿大的“地下铁路”确实帮助约10万黑人成功逃离奴隶制,但是绝大多数黑奴仍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自由的”黑人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护   美国宪法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对权利和权力限制作出了规定。然而,黑奴是财产而不是公民,不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代表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北方与代表种植业的南方进行了多次讨价还价,如3/5妥协、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等,无一不涉及奴隶制度。然而,奴隶制造成南北地区之间激烈的制度之争,妥协只能延迟冲突,却无法避免南北战争最终爆发。   美国内战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废除奴隶制,林肯总统签署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并非解放全部黑奴,而是解放叛乱州的黑奴,目的在于削弱南方的实力,这是一种战术选择。对于未宣布独立的州,奴隶制仍然受到保护。在战争期间,南方对黑奴的强迫劳动从未停止。   甚至内战后的重建也并没有为黑人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废除奴隶制和强制劳役,但是不包括“对罪犯的惩罚”。种族主义者通过《吉姆克劳法》,把黑人送进监狱,“合法”地强迫黑人劳动。美国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虽然承认黑人的国籍和选举权,但更多是为了帮助共和党控制南部而作出的政治选举安排。由于3K党等种族主义势力在南部十分猖獗,黑人参加选举的机会并未真正实现,大量黑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877年,战后重建以妥协草草结束。有色人种协进会创建者杜波依斯对此评论道,“奴隶自由了,晒了一会儿太阳,然后重回奴隶制”。   重建也并未根本改善黑人的经济地位。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技能,黑人不得不接受谷物分成制,即黑人佃农租种土地,秋收时上缴一半或2/3的收成。在缺乏基本生产资料的情况下,黑人只能转向借高利贷,而收成则被种植园主恶意低价折算。这样,佃农因陷入高利贷而无法脱身,被更紧地束缚在土地之上。种植园主怂恿各州通过“流浪法”,把佃农中断合同的行为定为犯罪,对无雇主的劳动者罚款1000美元或者判处6至12个月的监禁。为此,佃农不得不以劳役形式偿债。   而劳役偿债只是改头换面的奴隶制度。据统计,1870年至1920年间,美国南方有20万黑人被强制从事挖煤、伐木等工作,生活条件恶劣,监禁、毒打、性侵等事件频繁发生,上万人因受伤、疾病和殴打致死。仅在亚拉巴马州的普莱特煤矿,就有上万名黑人被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帮助美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却是以大量黑人丧失权利和生存艰难为代价。1903年,一位名为嘉丽·金赛的黑人女子,因自己14岁的弟弟被卖到种植园强迫劳动,而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信求救。但该信并未得到回复,而是转给了司法部,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   “白人至上主义秩序”在美国将长期存在   强迫劳动存在多种形式,美国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非洲裔仍是被强迫劳动的对象。在内战结束后的近一百年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仍然盛行。为争取与白人拥有同等权利,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自由主义者一起发动了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在1954年至1968年间到达高潮。1964年的《民权法》与1965年的《选举权法》废除了在公共场所、教育与就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使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得到保障。但是,对个体的强迫劳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劳役偿债制下,白人虽不再拥有奴隶,但仍能通过欺骗性合同或债务强迫黑人劳动还债,欠债的黑人一旦落入高利贷陷阱,便永远还不清债务,从而被永久束缚。美国历史学家安托瓦内特·哈勒尔发现,到1973年,仍有黑人被奴役。在路易斯安那州圣查尔斯堂区沃特福德种植园,这些非自愿劳工没有社会资源,也无处可去,有的家庭已经5代人在此世代偿债。当时他们所欠的只是面包、糖果、火柴、烟草、医药等费用,但由于工资收入很低,一个月的工资仅够偿还医药费。这些劳工中95%为黑人,由于害怕被报复,他们不敢公布姓名。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革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族平等和人权观念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对黑人的公开强迫劳动逐渐得到制止,但隐蔽的强迫劳动仍然在少数族裔中存在。2005年《美国政治学评论》杂志刊登的一篇论文《美国政治发展中的种族制度》写道:“美国始终存在着两种演化着的、相互竞争的‘种族制度秩序’,一种是‘白人至上主义’秩序,另一种是‘平等主义变革’秩序,这两种秩序始终进行着相互竞争。”而近年来不断加深的美国政治极化使两种“种族制度秩序”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