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Sino-American

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骨子里向往独裁、霸权的美国将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打压、钳制中国发展发面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展开芯片围堵大网便是其自以为是的打压高新技术的“王牌”。早在2021年5月11日，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就正式宣布成立，该商业联盟具有明显“排华”倾向，今年3月份美国又提出拉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组建明显政治色彩的半导体联盟2.0版本——“芯片四方联盟（CHIP4）”,欲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就在上月，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了高达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补贴和税收减免威逼利诱半导体公司在美国建厂。美国意欲垄断芯片研制、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实现芯片生产闭环的图谋看似天衣无缝，然而种种迹象表明，长远来看美国处心积虑撒下的这张大网不仅遏华目的达不到，还会自断后路，最终反噬自身。 美国强行干预全球半导体市场前，半导体产业是一个高效运行的全球化市场，产品制造商可以自由通过自身比较优势参与竞争。美国将半导体产业政治化操作后，中国被排除在外，人为打破了产业发展的良好平衡和态势，最终损人而不利己。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销售市场，美国政府施压后，芯片供应商不得不局限于更小的市场，以更大的建厂成本获取更少的利润，520亿美元补贴和额外税收抵免对于企业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有专家预测，芯片过剩时代即将来临，封锁禁运政策只能让美国故步自封。美国“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低智伎俩，迟早让自己迟到苦头。 果不其然，面对美主自杀式的疯狂构想，盟友也表示也无法屈从。韩国公开表态称，就美国要求韩国参与“芯片四方联盟”，“难以视为其提案”。韩国政府和企业拒绝美方提议，显然经过权衡利弊后的结果。中国是韩国半导体企业的重要市场，韩国半导体企业也在中国大陆建有核心生产基地，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华出口比重以绝对优势占据韩国出口之首。如果加入联盟势必会给政府和企业造成沉重负担和难以挽回的后果。由此看出，美国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除了服务于美国优先外根本不符合盟友乃至全球贸易产业的利益，是选择牺牲自己充当美国遏华的棋子，还是冒着不听话的风险捍卫本国利益，相信任何一个清醒理智的政府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曾几何时，美西方国家嘲笑中国人造不出原子弹，结果没有几年中国制造就打脸各国，西方国家认为中国造不出航空母舰阻拦索，结果中国制造让俄专家折服……此次，外媒又开始嘲笑中国，“芯片都造不出来，还妄想与美国抗衡，痴人说梦！”面对高科技被“卡脖子”的短期阵痛，“中国芯”将开启国产化征程，开辟自主研发技术革新的广阔“土壤”，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如今造芯浪潮在各领域全面开花，国产高端芯片的EUV光刻机也不断传出着破冰的好消息，有市场机构预测，国内芯片制造商有望在现有基础上增加60%产能，到2030年能掌握全球25%的芯片产能，那些幸灾乐祸于中国遭受芯片壁垒的看客们切莫高兴太早，中国速度和中国制造迟早会让你望尘莫及。 美西方国家大概率未曾料到，全方位围堵中国芯片发展的计谋非但没有遏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反而加速“中国芯”的崛起和制造，自己还要吞下产能过剩的苦果。在此提醒美西方反华势力，中国增长趋势“不可阻挡”，美国想带头让全世界对华“脱钩”，必将得不偿失，最终引领的“美国秩序”会被世界多极化、全球化取代。

　　分析认为，中美高级别官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频繁互动十分罕见。多名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显示出尽管中美矛盾非常尖锐，但不陷入战略对抗和动荡是双方的底线。而高频出现的“台湾”“乌克兰危机”等词汇正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难点与挑战。 　　公开报道显示，今年6月1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谈；3天后的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紧接着，7月7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进行视频通话。 　　 　　《环球时报》记者阅读上述中美会谈或通话的中方通稿发现，四次互动中双方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此外，在上述四篇通稿中，“台湾”出现过三次，美方承诺的“四不一无意”出现过两次，“乌克兰危机”出现过三次，其他表达“相互尊重”“保持沟通”等意思的词汇也经常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最近一个月来，中美高层间的高频互动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主线，即“落实两国元首在今年3月达成的共识”，更具体说就是，加强接触对话、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无论是台湾议题，还是美方承诺的‘四不一无意’，本质上都是上述中美关系定位的延伸。” 　　他表示，近期两国间的密集互动显示出，中美各层级间的沟通是顺畅且坦诚深入的，旨在减少误判，管控分歧。“尤其两次军方沟通格外值得关注，这对中美双方确定‘托底’机制，稳定双边关系有着积极意义。”刁大明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表示，除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外，促成中美高层在短期内频繁互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中美矛盾非常尖锐、复杂、难解决，但双方有同一个底线，即避免陷入进一步动荡甚至战略对抗。“用美国人的话说，这叫作‘护栏’，用我们的话说，这叫作‘妥善管控分歧’”，他表示，这是双方的共同需求，并已就此展开实际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高层的密集互动正值俄乌冲突牵动全球关注之际，而美国经济自身在疫情之下也面临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刁大明对记者表示，面对上述局面，华盛顿存在一定动力与动机加强同中国的沟通。 　　“不过，如果美方真正希望解决问题，就应当以建设性而非污蔑和施压的态度，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来和中国沟通。在经贸等领域也是一样，如果美方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就应调整加征关税等错误措施，而不是采取一边说要取消关税、一边又威胁出口管制等两面性的做法。” 　　而杨希雨则认为，“台湾”“乌克兰危机”等成为近期中美互动中高频出现的词汇，恰恰折射出当下中美关系的最大难点与风险点，“从中方的国家利益出发，中美间最大的风险在于台湾议题的日益升温；而对于美国来说，随着华盛顿加大对俄乌冲突的介入，但又迟迟无法达成效果，他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向中方施压，尽管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目标显然无法达成。” 　　这名国际问题专家表示，这正显示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棘手性，以及管控分歧在实践中的难度。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9日将举行的中美外长会谈中，“落实元首会晤”“台湾”“乌克兰危机”等议题都会被再次提及。而对于此次会谈的成果，他们则普遍持谨慎态度。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一次会谈或几次会谈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杨希雨说，中国一直欢迎同美国在各个层级展开交流以稳定双边关系，但重要的是，美国应采取具体行动，修正此前的错误政策，而不是仅仅重复口头言辞。

说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甚是微妙，与之前特朗普政府与沙特“打得火热”不同，拜登上台后，美沙关系已不断趋冷。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曾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会在其任期内让沙特成为一个贱民国家，看似只是出于选举的消费，却在拜登当选后的几周内，证明了他对兑现这项承诺的认真态度。2018年10月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拜登上台后于2021年2月公布卡舒吉遇害案调查报告，矛头直指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之后包括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内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中东地区进行了多次访问，但都避免访问沙特阿拉伯。拜登更是避免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此举，也让拜登成为沙特与美国之间跨越近80年的伙伴关系历史上，首位无视与沙特王储之间接触的美国总统。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拜登似乎认为，继续无视沙特并对其施压，将会助他为也门冲突缔结政治解决方案，并在对美沙关系损害最小的情况下驯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然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让俄乌冲突的局势瞬息万变，同时也改变了美国之前的算计和考量。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拜登政府加强了与利雅得和阿布扎比之间的联系，企图说服两国增加石油产量以遏制油价的上涨，但其努力并未取得成功。不仅如此，俄乌冲突后，拜登曾要求与沙特王储通话，但遭到拒接。或许是出于经济压力、能源危机等方面考量，美国总统拜登将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会晤，原定于6月底进行的中东访问计划将推迟至7月。值得注意的是，6月以来，两国间互动频频，有意修复双边关系，此举被认为是为7月拜登“破冰”出访沙特做铺垫。拜登上台后美沙关系遇冷，但拜登的访问意味着美国政府对沙政策或将回归现实，发生“180度转变”。其实，美国总统此时急于修复与沙特的关系，无非出于以下几点考量：一是俄乌冲突以来，随着美国汽油价格和通胀水平飙升至创纪录高位，拜登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要求他软化立场，与沙特王储会晤。二是沙特向来是美国经济和军事上的亲密盟友，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美国许多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出于种种考虑，拜登政府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从“无视”到向现实“低头”，淋漓尽致的诠释了美沙之间的爱恨情仇。美国如果选择继续放任这种外交上的僵持状态，势必会加剧美沙两国关系的恶化，还有可能促使沙特与美国政策密切相关的地区国家寻求像俄罗斯、中国等其他的合作伙伴并与之加强合作，一旦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它将触动到美国在地区和全世界的利益。其实，无论是之前的“无视”沙特试图从中东“抽身”，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还是7月向现实“低头”访问中东、会晤沙特王储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都无法掩饰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野心和真相。现实是，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拥有足够的国际影响力，肆意将自身的规则强加给盟友，无视盟友的需求。所以美国野心再大、霸权梦做的再美都是痴心妄想。

近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意图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华盛顿内部对此是有极大的争议的，从白宫到五角大楼、美国国务院，都有明确且强烈的反对声，然而，佩洛西本人却并不愿意放弃，仍欲一意孤行。    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于窜访台湾地区一事，佩洛西义“正言辞”地以“安全因素”拒绝直接讨论自己的访问行程，并宣称拜登总统没有告诉她“不要访问台湾地区”；随后她还试图为自己的行为降温，宣称她的立场不应该被解读为呼吁所谓的“台独”，佩洛西说“没有人说过支持台独，那是台湾当局自己要决定的事情”。    从佩洛西满嘴胡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她满满的不死心；拜登都公开搬出五角大楼这个罕见的理由，但她依旧在死犟“没有当面说就不算数”这个借口，说穿了就是她依旧心存侥幸。但是很明显，五角大楼都不同意她的行为，这确实让她有所顾忌，否则也不会试图降低这件事的敏感度。  真是好笑，什么叫做贼心虚？什么叫欲盖弥彰？这些说辞就是最好的诠释。她自称不支持所谓“台独”，然而这是她一言两语就能掩盖过去的事情吗？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一个行政区，佩洛西在未经北京许可的情况下，就想把台湾地区当做自家花园，还想来去自由，这不是鼓励所谓“台独”还能是什么？如果佩洛西不明白这个道理，咱们就打个比方，倘若俄罗斯杜马主席不跟华盛顿通气就直接前往阿拉斯加，并且还得到阿拉斯加州政府的高规格礼遇，届时华盛顿能蹦跶得有多高，我们都无法想象。 作为在华盛顿纵横数十年的老政棍，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光是提出窜访台湾地区的这个想法，就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布拉德利·布兰肯希普都指出：佩洛西的行程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他指出，佩洛西是美国政府的第三高级官员，如果拜登总统无法履行职责，她将成为仅次于副总统哈里斯的白宫第二顺位继承人，作为众议院议长前往台湾地区，是华盛顿对台湾地区所谓“政府”的高度认可——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承诺如果发生这种事态发展，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    即使佩洛西最终迫于压力或另一轮新冠阳性，再次取消行程，美国也必须就一个中国原则的官方立场向世界提供答案：究竟是信守对北京的外交承诺，还是肆无忌惮地支持“台独”，它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 或许，佩洛西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敏感身份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关于对台海问题的定位，一旦中美之间的危机升级，整个欧盟也必然会被美国拖下水。搞清楚这层关系，我们其实更应该为佩洛西的政治觉悟之低感到惊讶。这样的人竟然最终成为美国的三号人物，堂堂超级大国没人了吗？还是这些政棍一如既往地狂妄和傲慢，丝毫没有意识到正在将美国带往危机的边缘。佩洛西可真是一个惹祸精。

　　2022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影响着全球发展格局。一个多月来，中美高层互动频频，使两国关系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作为重要的中国民间智库之一——全球化智库（CCG）也积极开展智库外交——6月29日到7月8日，CCG专家团在美国开展为期十天的“二轨外交”之旅，与包括联合国总部、美国政府部门、知名智库在内的30家机构、数百位政商学界及新闻行业资深人士开展了三十场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到访美国的中国智库代表团。在美国实地交流，也让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美国各界对华真实态度。 　　美国担心损失一代“知华派” 　　与政府间“第一轨外交”不同，“二轨外交”是特殊的非官方外交，如通过智库或学者进行交流，以灵活的方式、广泛的接触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CCG此行先后走访了新加坡、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韩国。受疫情影响，这次非常之旅离我们上一次到美国已有两年零八个月。 　　2022年6月19日-21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举办。 　　从中美人文交流的角度看，因疫情陷入停滞甚至中断互访两年多来，双方在隔空对话中很容易积攒怨气，增加误解。但这次美国之行，让我们感受到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趋稳、重启人文交流的迫切期待。比如，原本计划在美国“独立日”假期外出的一些美国专家和企业界人士非常重视这次交流，都尽量调整日程赶来见面。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专门从外地的家飞到纽约和我们见面。6月30日，桑顿和近30位美国商界CEO就中美经贸等问题和我们探讨交流。在长周末之前能聚集到这么多企业界知名人士，确实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曾任高盛集团总裁的桑顿是中美民间交往中的重要人物，2008年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桑顿去年8月和9月访问中国，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来华做先遣。他对中国智库来访的重视，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企业界和智库界对中美加强沟通的期待。 　　为不错过交流机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官员温迪·卡特勒在办公室大楼装修好的第一天接待我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了好几封邮件提醒会员参会。该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见到我们就说，见面聊和通过视频会议软件交流效果完全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场活动都超时了。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开了很长时间的车赶过来，一口气又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美国学者对当前双方缺乏交流的状态十分在意。受疫情影响，很多学者的访华计划更改或取消。专家们反映，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有志于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现在只能选择去中国台湾留学。他们担心，如果美赴华学者长期“断崖式”减少，将使美国学界损失一代“知华派”，长此以往恐对中美关系不利。 　　中美关系是一个生态，需要不断培养新生力量，但在华盛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新生力量的缺乏。老一辈的“知华派”，如李侃如和包道格年事已高，有的已离开华盛顿，而新一代“知华派”对华认识因缺少深入交流和调研而显得相对片面。交流中，一些智库学者提出，由于长时间没有去中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等情况缺乏一手资料，与中国同行也缺乏深度沟通，这使他们的研究缺乏支撑和充分的论据，导致他们在美国发声力度不够，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对此，有学者表示感到有些压抑。 　　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中美共处之道 　　除学界外，美国企业界的反馈也大体如此。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杰里米·沃特曼在交流时表示，美企非常担心受地缘政治和俄乌冲突影响，特别是担心美中关系下滑和台海出现危机，一些会员企业经常致电总商会要求提供相关研判分析，以便企业拿出应对方案。美企高层由于近三年不能赴华进行商务考察和访问，很多投资活动不能实施，也不能做新的投资计划。好几个美企CEO都表示，因为近期缺乏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他们很难向外界解释和澄清一些关于中国的误解，因此很想尽快到中国来走一走。总的来看，美国企业界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仍表现得务实和积极，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但也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而带来新的压力。我们在与美国工商界人士交流时了解到，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7月6日在伦敦首次联合露面，并称“中国对英美两国利益构成的长期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企业界一些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有的说“不得不在做中美冲突激化下的撤离或应急预案”。 　　长时间不见面也使大家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就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纽约企业界人士特别关心中国企业到美股上市和监管收紧问题、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对此，我们都一一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答，有时大家还展开辩论。从总体感受上来说，美国学者以前倾向于谈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此次很多人都表示，“中美关系很难再回到过去”，有的还流露出很强烈的负面情绪。这让大家都在思考，逐渐解决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问题，从宏观上强调中美“双赢”和“合则两利”是必要的，但从具体的小事开始做起也很重要。 　　显然，在增强双边民间往来，促进访问、留学和旅游等方面，美国各界似乎都感受到了紧迫性。有人提出中美之间先把人文和民间交往恢复起来，稳定双边情绪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举办的午餐会上，有美国友人表示，考虑到中国防疫政策，对访华的美方人员也可以采用北京冬奥会时的闭环模式，“双方哪儿都不去，专门坐下来面对面地交谈就行”。 　　强调通过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来“重启”中美关系在部分美国人士中有一定共鸣。在拜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时，他提出双方的“麦克风外交”——即两国通过公开发言进行隔空辩论的做法可以降低调门，少谈大事，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之上。 　　在美国很明显能感受到不同区域和党派之间的分裂，唯一能让民主与共和两党达成共识的却是对中国的更敌视态度。两党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强硬已相当普遍，他们谈及中国时，言必称香港、台湾和新疆，而且指责的声音远远高于解决问题的声音。但部分知华学者和商界人士在尝试避开这些障碍，用务实态度解决问题，至少摆出解决问题的姿态。7月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保险业“教父”格林伯格的文章。他代表美国14位政商界人士宣布成立特别小组，推动美中恢复对话。有意思的是，这14人中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何慕理等人跟我们在文章发表前一两天也讨论过类似问题，说明美方还有务实派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理性思考。 　　在美国国务院，我们与包括一位副助理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外交官交流。交流将要结束时，对方很认真地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他们“向上反馈”。我们提出，希望以后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人能够顺利入境，不再受到更多手续上的干扰。 　　美国政治对立严重，谁来竞争下一任总统？ 　　在我们拜访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时，他也特别强调双边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与我们交流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秦刚大使到美国整一年，深入到地方州市，促进了中美各方交流。 　　美国的现状也是我们此行关注的重点。代表团一些成员来到曾经生活过的美国，还是能感觉到周围多少有些变化。特别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全国多处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枪击案，这让我们走在纽约街头时，一度也多了些紧张的感觉。不过，纽约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一些新的基建项目正在施工中。但美国基建“欠债”太多，恐怕“还”起来尚需时日，这从我们的手机常常只能收到3G信号就能看得出。 　　赴美交流前夕，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推翻了此前判例，引发轩然大波。到美国后，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讨论到美国身份政治、控枪和族群对立等问题。很多美国人士坦言，美国的政治对立特别厉害，大家找不到建立共识的方式。这种情况下，“甩锅”中国反而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彭博社纽约总部，该社记者和编辑表示，在美国新闻报道中也存在因身份政治对立带来的极化现象。他们同样希望能加强中美民间，特别是企业和媒体界的交往。在华盛顿，原彭博社CEO贾斯汀·史密斯对我们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假新闻，他在今年初创立了更加“透明”的全球新闻平台Semafor。 　　谈到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一部分美国专家认为，在民主党方面，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的竞争力比较强，在共和党方面，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比较有优势。也有的表示，不排除特朗普时期的副总统彭斯参与竞争，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可能跃跃欲试。 　　 　　此次美国之行，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随着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官方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华盛顿走访大西洋理事会总部时，我们与该智库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等人进行了交流。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于1961年，早期称为“大西洋联合委员会”，由美国北约理事会、大西洋研究会美国委员会、大西洋协会公司等合并而成。从这个智库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美欧关系上。会谈时，相关专家透露，大西洋理事会今年从各界获得的资金支持至少增加三成以上，这让研究美欧关系的专家觉得受到重视。与一些研究中美关系的老专家不受支持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预算增长，大西洋理事会还设立了全球中国中心，担任中心高级主任的大卫·舒尔曼此前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高级顾问，重点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美中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 　　美欧对加强军事同盟的重视显而易见。当我们离开美国来到欧洲时，看到布鲁塞尔机场此前的广告牌上写的是“欢迎来到欧盟的中心”，现在已变成“欢迎来到北约的家”。这让我们有些担忧。 　　夏季的华盛顿高温潮湿，当我们在烈日炎炎下穿梭往来于各个机构时，有美国朋友看着我们的行程说：“这真是一场智库界的‘破冰之行’和‘旋风之旅’。”他们接下来关心的便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去？”在美国资深媒体人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议下，我们参观了他的妻子安·弗里德曼2020年筹建的星球文字博物馆。看到展馆中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字，我们不禁感慨，文字增进了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交流的作用，但只有文字交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面对面交流，需要在线下会晤中体察彼此的真情实感，只有从高层到民间都深入交流起来，才能为稳定中美关系重铸坚实基础。

7月4日，美国“国庆日”即将来临。长期以来，美国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动辄对不符合美式标准的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实施制裁或干涉。其国内人权状况却令人堪忧：政治操弄下的抗疫一败涂地导致百万人殒命；频发的枪击案令美国人权黯然失色；种族歧视攻击愈演愈烈加剧了社会不公；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引发多国出现“人权灾难”。揭开其虚伪的面罩，如今的美国人权状况已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 操弄疫情付出惨重代价，美国沦为“最大抗疫失败国”。 6月30日，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87610440例，累计死亡病例达1017229例。美国疫情发生后，政府自始至终不重视疫情，疫情防控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相互攻击的工具和筹码，还鼓吹疫情是“大号流感”，疫情全面爆发后政府直接选择躺平。美国政府不思治理之策，不谋抗疫之举，反而鼓噪“病毒溯源”，热衷“甩锅”推责，大搞政治操弄。两党之间、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不仅使得医疗资源整合和协调管理十分困难，也导致民众对于疫情防控政策无所适不仅拒绝佩戴口罩，甚至掀起“反疫苗”运动，加剧了疫情蔓延。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控枪失败枪支暴力泛滥，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枪国”。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失去了生命，其他权利都无从谈起。美国枪支泛滥，多年来痼疾难除，民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5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枪支暴力问题再次引发全球关注，也让美国本已不堪的人权纪录更加难堪。平均每100名民众拥有120.5支枪，使美国成为真正的世界“枪国”。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1年有1247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被枪杀，有3381名青少年受枪伤。2022年以来，近500名青少年被枪杀，1200多人受枪伤。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由来已久，1791年，美国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持枪权，持枪自由被视为个人的重要权利之一。美国两党在枪支问题上立场对立，民主党支持枪支管制，而共和党反对枪支管制。加之，美国枪支产业已形成巨大产业链，其背后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方式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舆论，阻碍控枪立法。美国政府在解决枪支暴力问题上未采取任何实质行动，20多年未通过重要的枪管法例。难以管控的枪支暴力向世界传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丝毫不关心本国民众的生命权，所谓“保护人权”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落实，让美国民众倍感失望。 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成美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美国自建国以来即充满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美国通过屠杀、驱赶、散毒、绝育、散播病毒等手段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导致印第安人口从1492年的500万锐减至20世纪初的25万。近年，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重新泛起，主张白人利益高于其他有色人种的利益，由于支持者数量大幅增加且越来越活跃，引发冲突加剧暴力升级。2021年3月16日晚，21岁的白人男子罗伯特·亚伦·朗持枪袭击亚特兰大地区3家亚裔经营的按摩店和水疗中心，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这起血案激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恐惧。成千上万的亚裔及其他族裔人士持续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停止仇视亚裔”集会游行活动。近年来，种族间的经济鸿沟持续扩大，美国少数族裔与白人之间存在长期性系统性的经济不平等，还表现在就业创业、工资收入、金融贷款等方方面面。 全方位实施新殖民主义，造成世界“系统性人道灾难”。 霸权之下无人权。美国凭借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强势”，在国际上频繁挥舞人权“大棒”，并借着全球化契机推行其新殖民主义政策。在政治上，美国以“传播民主”的旗号，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施政治干涉、和政权颠覆；在文化上，对欧亚地区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阿拉伯之春”，给多国带来混乱和灾难；在军事上，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轰炸南联盟，造成无数平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严重损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在经济上，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和技术优势，频频采取单边霸凌行径，美国在对伊朗、俄罗斯、白俄罗斯、叙利亚、津巴布韦、朝鲜、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多年制裁的同时，不断对华采取打压遏制措施，将94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美国政府行为严重损害了他国主权安全，严重影响了有关国家国计民生，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长期热衷于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大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却对美国人民的人权遭受系统性侵犯无动于衷，这凸显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和“双标”，其《独立宣言》中最出彩的“人人生而平等”已成过往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