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图谋“东进” 推高亚太安全风险

  北约维尔纽斯峰会近日在立陶宛落幕,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再次获邀参会、北约提升亚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等动向备受各方关注。北约加速东进亚太是逆时代潮流、悖国际道义之举,只会增加地区安全风险,终不得人心。   东进亚太早有迹象   北约加快东进亚太并非突发奇想,过去一年间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舆论造势和实际运作。北约去年批准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将亚太地区标记为“新的战略关切区域”,东进亚太业已成为其在“援乌抗俄”之外着力推进的重点政策。从去年的马德里峰会开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频繁成为北约外长会议等高规格多边会晤的“特邀嘉宾”。邀请亚太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官参加内部会议,正逐渐成为北约将双方合作机制化的固定模式。北约有意借此加强与其亚太战略伙伴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因此,上述四国领导人受邀参加本次峰会的全部议程并不令外界感到意外。   北约视日本和韩国为重点拉拢对象。今年年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出访日本和韩国,开启北约最高行政官员对亚太地区的首次正式访问,通过拉近与两国关系巩固北约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支点。北约亦在积极进行内部协调,试图加快推动设立日本联络处。本次峰会结束后,北约又分别与日本和韩国签订“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进一步提升合作制度化水平。   挑起对华叙事战   本次峰会公报涉及亚太地区的相关内容充分折射出北约试图加快东进步伐,快速完成“欧洲+亚太”地区战略整合与对华制衡体系构建的巨大战略野心。竞争与制衡将是北约当前和未来东进的两大主题,而中国则是其各类政策和行为的“假想敌”和目标靶向。有分析认为,北约的亚太政策企图以跨大西洋地区为基础,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为战略抓手,加强向亚太地区投射力量并在该地区形成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从以下两方面服务于北约的全球战略。   第一,打通跨大西洋和亚太区域界限,形成一个“东西并举、双向联动”的整体战略架构。峰会公报重申亚太地区“对北约而言很重要,因为该地区的发展会影响欧洲-大西洋安全”,呼吁亚太伙伴国在乌克兰问题等方面提供帮助,为欧洲安全作出贡献,同时也要求欧盟在东亚事务上为北约及其伙伴国提供支持。   第二,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以“集团化对抗”的冷战思维打造有利于对华竞争与遏制的国际环境。表面上看,本次峰会大体延续了马德里峰会确立的对华政策——“竞合并进”,即在无端指责中国对其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的同时,宣称“仍对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持开放态度”。从本质看,北约显然有意升级对华战略竞争的烈度和广度。峰会公报涉华内容多达15处,大量使用饱含敌意的词语意图将中国“污名化”,例如公然宣称“中国的野心和强制政策”挑战了其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运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工具来增加全球影响力”和“试图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本质上是一种对华叙事战,即通过刻意歪曲事实和肆意渲染不实消息等抹黑手法,对华施加巨大国际舆论压力,妄图使中国承受修复国际形象和声誉的高昂外交成本。   亚太安全风险陡增   细思北约全球战略以及雏形初显的亚太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不难发现北约加快东进步伐真正满足的是作为北约“指挥棒”的美国升级对华战略竞争的利益需求。令美国困扰的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以北约目前拥有的资源总量很难实现在欧洲和亚太方向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同步遏制。如能以北约为“联络中介”,把原本分散、缺乏联动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使其互为补充,则可有效“降本增效”,盘活战略资源,缓解“两线作战”压力。   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以“新棋手”的身份介入亚太地缘政治博弈或将基于以下两个抓手。一是以美国为中心支点,整合亚太盟友资源,实现北约-亚太四国合作机制、美国亚太国家双边联盟(美日、美韩、美澳等)、亚太小多边联盟和准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融合对接,建立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二是推动北约与亚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形成政策协调网络。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推动亚太大国战略竞争向着“集团化对抗”的危险方向发展,将会显著提升大国战略竞争烈度、加剧地区安全治理困境、增大地缘冲突风险。   欧洲国家对美国的迎合虽有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换取美国安全保护和外交支持的需要,但仍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旦北约的战略预期最终成为政治现实,届时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很可能摧毁自由、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秩序,各国间互不信任、彼此戒备将取代当前相互促进的经贸往来、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为追逐短期私利迎合北约却罔顾地区整体利益的部分亚太国家也绝不可能独善其身。   倒行逆施招致广泛谴责   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崇尚和平共赢、摒弃对抗与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北约加速东进步伐、加剧地缘紧张显然是倒行逆施,充分暴露其受美国控制、高度意识形态化、抱守冷战对抗思维且狭隘自利的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质。北约相关做法已遭到不少负责任国家的反对。7月12日,中国外交部敦促北约立即停止对华歪曲抹黑、编造谎言。中国驻欧盟使团则表示北约峰会公报连篇累牍、老调重弹,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公报涉华内容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刻意抹黑中国。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期间重申反对设立日本联络处,表示“北约是北大西洋组织。北约相关文件明确了‘北大西洋’这一地理范围,而日本并不在北大西洋”。   北约的所作所为还引发了欧亚多国学者和民众的不满。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吉尔伯特·阿卡指出,“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不断扩大且已发生质变”。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韦罗妮卡·莎拉斯瓦蒂表示,“如果允许美西方将亚太变成自己的主场,将严重危害地区国家利益”。7月11日,日本民众在东京街头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反对首相岸田文雄参加北约峰会,认为北约可能会把日本拖入战争。   北约以往的斑斑劣迹表明,其触角所及之处往往伴随着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和安全治理失序风险的上升。诚如印度尼西亚防长普拉博沃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所言,“亚洲国家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经历,迫使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亚太安全事关所有地区国家,各国理应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切不可“引狼入室”。

集束弹药已到! 美国持续“拱火”的又一例证

  当地时间7月13日,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军指挥官称,乌克兰已经获得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目前暂未使用。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的消息自披露那天起,就持续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批评。然而,美国对国内外日渐高涨的反对声浪“充耳不闻”。对美国而言,如何让自己一手挑起的这场战火持续,是远比平民安危更重要的事情。   承诺“有限使用”有用么?   所谓集束弹药,是将数量达十余枚甚至数百枚的小型弹药集合在一起制成的机载炸弹或火炮炮弹等,投放后会在空中大范围释放小炸弹,在触达地面时或之后引爆,对目标造成大面积杀伤。然而这些小炸弹也可能无法正常引爆,变成哑弹,从而对散落地点附近平民构成长期威胁。   乌克兰“塔夫里亚”作战和战略集团指挥官塔纳夫斯基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集束弹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需要等待乌克兰高层决定哪些地区可以使用。   虽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3日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基辅已经“书面”承诺确保这些弹药不会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然而,集束弹药一旦投入使用,能否严格照此执行,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答案。     《集束弹药公约》于2008年获得通过并签署,并于2010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公约规定,禁止缔约国生产、使用、储存或转让集束弹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再次强调了公约的重要性。   “我一直支持禁止集束弹药的国际公约,该公约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书。这些弹药不能在战场上使用。”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问题在北约内部分歧严重。   英国首相苏纳克强调,“英国签署了《集束弹药公约》,禁止生产或使用集束弹药,并反对他国使用集束弹药”。   西班牙国防大臣玛加丽塔·罗夫莱斯表示,相关决定是美国单方做出的,西班牙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对于某些特定武器弹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禁止向乌克兰提供。   △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截图(题图左为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右为英国首相苏纳克)   意大利参议员德·克里斯托法罗日前公开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这种非常致命的武器,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十分令人担忧。     美国政府此举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不少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莱希和默克利就联合撰文警告说,美方将不得不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道义和政治代价”。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联合国战争罪顾问博伊尔称,美国政府提供集束弹药的决定意味着美方在升级使用“恐怖主义武器”。   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分管反恐事务的官员吉拉尔迪直言,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并不会改变战场形势,但却会对大量平民造成危险;大多数国家认为使用这类武器等同于战争罪,类似于使用毒气或化学武器,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表明了美方的伪善。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前海军陆战队上校马克·坎西恩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集束弹药的问题在于其“哑弹率”,因为这种弹药会投下大量小弹药,基于他们被投放的位置,有一部分小弹药不会立即爆炸。这就意味着这些哑弹未来会伤及平民。   “美国正不惜一切代价卷入冲突”...

CPTPP接纳英国,中国能否成下一个?

  15日至16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部长级会议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随着英国商务和贸易大臣凯米·巴德诺赫于16日在奥克兰正式签署CPTPP,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申请加入成为接下来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1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国申请加入CPTPP,对于中国、该协定乃至跨太平洋贸易都是有好处的。     路透社16日报道称,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外,乌克兰、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厄瓜多尔也在申请加入该协定。最终谁能加入以及何时加入,将由CPTPP成员集体决定。CPTPP成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各成员目前正在收集信息,了解那些意欲加入该协定的经济体是否能够满足CPTPP的高标准,同时也将考虑他们在贸易承诺方面的相关经验。”主持本次会议的新西兰贸易和出口增长部长达米恩·奥康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未来成员加入的决定何时作出尚无时间表,16日也没有讨论任何一份申请。   路透社称,如果按照收到的顺序处理,中国加入该协定的申请现在是下一个。中国于2021年9月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今年6月17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称,中国政府已向CPTPP成员递交了中国加入CPTPP的交流文件,有意愿、有能力加入CPTPP。在7月13日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束珏婷在回应“预计中国加入CPTPP的申请是否会下一个被受理”的问题时表示,目前,中方正按照加入CPTPP的程序,与各成员进行沟通和磋商。   对于中国申请加入CPTPP,该协定内部早就传出欢迎的声音。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在5月访问日本期间表示,马方欢迎中国加入CPTPP,中国是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深化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可以为民众带来利益。达米恩·奥康纳去年4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时表示,非常赞赏中国申请加入CPTPP。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刘卿1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首先,中国申请加入CPTPP,很大程度上会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向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这一更大目标迈进。如果中国加入,就意味着跨太平洋贸易桥梁的贯通。其次,CPTPP是国际公认的高标准协定,该协定对其成员在诸如数字经济、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中国想要加入,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倒逼”,通过达到这种高标准,力推中国与世界接轨。最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国的加入也会带动其他国家加入CPTPP。此外,刘卿认为,针对一些国家极力聒噪“去风险”以及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经济,中国如果加入CPTPP是对此的有力回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1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当年带领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人们发现,美国在从贸易全球化这条道路走向“逆全球化”,走向“闭关锁国”。而在拜登上台后,他不仅没有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反而延续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甚至变得更为极端。曹和平认为,自美国发起贸易“逆全球化”运动至今,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在主要大国不担当领导责任的背景下,中国事实上是扛起了维护全球贸易的旗帜,团结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动全球贸易向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在他看来,中国积极申请加入CPTPP,“于公于私”都是有利的。   台湾当局也想加入CPTPP。台外事部门称,争取CPTPP每一个成员的支持对台湾十分重要。不过,台湾产业关联学会名誉理事长、前台大农经系主任兼所长徐世勋表示,CPTPP要台湾承诺在未来10到20年进一步把农产品关税平均名目税率降为0,可见加入CPTPP对台湾农业的巨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台湾“中时电子报”称,台湾加入CPTPP本就不易,既要符合经贸法规的高标准,还得避开政治的险峻形势。

普京讽欧洲政客听令于美国:如被告知要被绞死,他们会问能用国产绳索吗

  据《报纸报》网站报道,普京在采访中说,在他看来,一些欧洲政客准备好按照“从大洋另一边所发出指令”采取行动。普京说,“如果他们明天被告知:‘我们决定绞死你们所有人’,他们会低下头对自己的大胆行为感到惊讶,同时他们只会问一个问题:能用我们国家生产的绳索吗?”   普京也说,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的请求不会得到批准,因为美国人未必会选择放弃美国纺织业的这一“大订单”。   俄新社提到,普京此前多次提到,一些欧洲国家缺乏独立性,其政治精英往往不服务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服务于第三国利益。   就在几天前,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本月6日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见白俄罗斯国内外记者代表,发表“欧盟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有关言论。报道称,卢卡申科称,“欧盟(实际上)不存在,欧洲也不存在,其完全被美国踩在脚下。对于美国作出的一切决定,欧洲人都会通过,即使这么做会给他们自身带来损失,这令人惊讶”。

“去风险化”暗藏风险,全球供应链更须“去政治化”

  近来,“去风险”(De-risk)逐渐取代“脱钩”成为美欧对华政策的高频词。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公开表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脱钩”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应当关注的是“去风险”。随后,七国集团(G7)在广岛峰会上发布公报指出,要对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钩”。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也在不同场合作出类似表态。上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来华访问时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去风险”,即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美欧国家集体“修正”了对华政策的表述,这并非偶然,其背后折射出西方在对中国采取一系列遏制封锁政策之后,终于认识到“脱钩”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中国供应链的方案,于是,不得不软化之前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尽管从语气上看,“去风险”比“脱钩”要温和一些,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去中国化”的本质。“风险”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对与中国合作的消极态度,是将政治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另一种表现。“去风险”对于全球供应链构成的隐患同样不可小觑。   冯德莱恩声称,欧盟最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去风险”,欧盟须在健康、数字和清洁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不受单一供应来源的干扰。类似的,美国所谓的对华“去风险”也集中在供应链和技术领域。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应确保供应链和关键产品不依赖于任何国家。无疑,美欧官员的上述言论均剑指中国,其目的在于确保西方在新兴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评论所言,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风险本身就会制造很多风险。当今世界正面临经济复苏乏力的巨大挑战,如何避免全球经济坠入下行通道是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首要难题。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吉耶娃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曾表示,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仍是中国。如果西方将与中国的合作视为“风险”而不是机遇,只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加剧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可撼动。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达到33.2%,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枢纽。即便是在过去几年西方对华“脱钩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和中欧贸易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9—2022年间,中美贸易额从5400亿美元增长至7600亿美元,中欧贸易额则从7100亿美元增长至8500亿美元。“德国之声”网站日前刊文称,尽管“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之声不绝于耳,但2022年德国仍然从中国进口了1919亿欧元的商品,比2021年增加近1/3,而中国也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并非政治干预的结果。可西方国家却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乱全球供应链布局,因此,泛“政治化”才是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最大风险。   美国政府去年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就旨在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供应链的转移。但美国商会等30多个商业团体却向美国政府发出联名信,称IPEF忽略了美国出口商的利益。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产业链,成熟的产业工人和优秀的工程师,以及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这对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具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如果美国政府强推供应链转移,那无异于迫使美国企业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从而为华盛顿的意识形态偏见埋单。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发展机遇而非“风险”。所谓“去风险化”无非是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扰乱全球正常市场秩序的政治操弄。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阴霾,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去政治化”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