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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人权”问题上，美国奉行双重标准，通过推行一系列自私短视的科技政策，维护其科技垄断和数字霸权地位。美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对他国和本国进行广泛监控；另一方面又以“公共安全”为由，不择手段地打压其他国家的优势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这种将数字发展问题政治化的行径，不仅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也有违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基本精神，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安全治理造成严峻挑战。 造成严重“数字人权”问题 日前，“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两名律师和两名相关记者起诉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控中情局非法收集他们电子设备上的信息和他们与阿桑奇的谈话录音，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今年4月，美国情报官员发布报告称，联邦调查局2021年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人的电子数据进行了多达数百万次的搜索。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年度报告中更是披露，联邦调查局对国家安全局此前收集的美国人的数据进行了多达340万次搜索。 早在21世纪初，美国情报部门就研发了针对各个通信公司产品的监听技术。“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数字技术监控国内言论的情况变本加厉。英国《卫报》认为，“9·11”事件的一大后遗症是，美国成了监控无处不在的国家，美国的监控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收效甚微，却把普通公民变成了嫌疑人。 “相较于种族歧视、移民危机、枪支泛滥等美国社会持续存在的人权问题，美国对‘数字人权’的侵犯是一种相对新生的现象。它因数字技术产生而出现，并随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而影响愈为深远和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裴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与传统人权问题类似的是，美国的‘数字人权’灾难同样深深嵌套于美国的现行体制。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是产生‘数字人权’乱象的根源。”裴轶表示，由于选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指挥棒，人权保障难以成为美国发展数字技术的核心价值追求。因为在获知选民偏好、制作数据画像、操控舆论热点等领域的独特优势，数字平台成为政客们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对解决“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等数字技术伦理难题，美国政府缺乏动力和勇气。 美国还将数字监控的范围扩展至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窃取。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赋予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巨大的权力，允许其对海外非美国公民进行无授权的电话和互联网监控。 即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在数据保护问题上也未获美国“优待”。美国与欧盟间的数据传输隐私保护协议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书面承诺，该协议允许对通过连接欧美的互联网电缆传输的信息进行大规模扫描，批量收集通信簿和手机位置。 此外，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人权”面临巨大威胁。 “在美国极力推动美式模板成为全球数字规则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步履维艰，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数据的单向输出国、原料采集地，但很难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裴轶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连最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都不健全，与全球形成“数字隔离”，成为全球数字化大潮中的“数字孤岛”，很容易丧失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权与话语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李艳对本报表示：“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当下，南北发展差距的缩小也恐难在良性平衡的状态下实现。此外，全球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平衡，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数字化能力发展不足的国家很难确保自身安全。” 倚仗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 从“维基解密”到“棱镜门”，从“方程式组织”到“梯队系统”，美国对全球进行窃听监视和网络攻击早已不是新鲜事。 “迄今，全球始终没有对美国的数字霸权形成一个有效的约束规制。未来，当讨论数字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时，国际社会应该把美国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对其数字霸权进行制约。”李艳说。 “美国能在全球数字领域‘双标’，有赖于其强大的经济与科研实力。”裴轶表示，美国的数字霸权建立在其经济霸权基础之上，而数字霸权也可以反过来巩固其经济霸权地位。美国的科研实力依靠其“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遥遥领先。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有4个组成部分：联邦、政府、企业以及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它们相互作用的平台是用户和市场。得益于此，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大型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有绝对性优势。 蓄意打压他国数字技术发展，也是美国维持数字霸权的手段之一。 “在数字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推行一系列科技政策、联盟宣言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并由此实施双重标准。”裴轶表示，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打压他国科技公司使用的工具主要有8种，分别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调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刑事指控、从美国强制退市、联邦政府禁用企业产品、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中国军方涉军企业清单等。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借由科技法案，排斥他国科技公司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6月，美国国会一揽子放出六部针对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反垄断治理法案，即《合并申报费现代化法案》《州反垄断执法场所法案》《通过启用服务交换法案》《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美国选择与创新在线法案》《终止平台垄断法案》。与此同时，美国还推出“网络清洁计划”。 今年3月，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开放应用法案》。4月28日，美国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混合部长级会议上发布了一项《互联网未来宣言》。8月9日，拜登正式签署《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裴轶分析，此类法案的目的是逼迫全球数字科技企业站队，遏制他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力量。此类法案多次提及“平台所传播的信息需是无害的”，但是“无害”的定义却由美国司法部判断，判断标准主要为是否有利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阻碍全球数字治理合作 “经过多年的法治构建和机制建设，美国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已经非常完备，对自己核心数据的保护力度和标准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美国从不提自己在数字领域的先发优势和头部效应。在话术体系上，美国不断鼓噪其他国家在数字领域后发优势的威胁。美国将数字领域的发展问题政治化，拿意识形态划线，给全球数字治理带来严峻考验。”李艳表示，这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数字治理各主要大国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数字治理合作机制的建设进程会相应迟滞；三是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的制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试图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数字治理理念。“美国推行的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是典型的以‘数字自由主义’之名，行‘数字霸权主义’之实。”裴轶表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球。美国一直希望主导构建一套“自由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推动全球数字市场自由开放，强调数据自由流动，在维护其数字经济先发优势的同时，推动美国数字企业更多占领国际市场。在美式“双标”的搅局之下，全球数字治理分歧巨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主义的价值观分歧、域外执法权实施的分歧等，缺乏一套统一有效的数字治理规则。”...

新华社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25日接种针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苗加强针，并警告美国进入冬天后疫情或将恶化。 　　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附近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里接种该加强针，并发表讲话。他说，新冠病毒不断变化，新变种出现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天气变冷，人们将在室内待得更久，新冠病毒等传染性病毒将更容易传播。 　　拜登还警告，美国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人因感染新冠病毒失去生命，这一数字在今年冬天可能会上升。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9700万，死亡病例逾106万。 　　本月13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延长因新冠疫情暴发在美国实施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应对冬季新冠病例可能激增的情况。

海外网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1年国别人权报告》遭到多国政府和学者谴责。《东盟邮报》刊发菲律宾学者安娜•罗萨里奥•马林达-乌伊的专栏文章，批评美国双标和虚伪。文章指出，美国的人权状况劣迹斑斑，没资格批评他国。 　　文章提到，美国肆无忌惮地指责和抨击他国人权，采取双重标准和虚伪的态度，好像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和伦理优势，仿佛美国是“世界人权法官和榜样”，这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美国不适合充当其他国家效仿的人权榜样。美国是迄今为止国际人权领域最厚颜无耻的国家之一，罪行累累。美国经常言行不一，却不知羞耻地指责其他国家的人权，仿佛自己有道德优势和可信度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不承认也不遵守联合国和其他人权机构提出的人权条约的大国。尽管美国声称自己是“世界人权的捍卫者”，却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也没有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项任择议定书，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美国一味谴责和批评其他国家和地区侵犯人权，自己的人权纪录在某些情况下，恶劣程度超出想象。例如，25岁的非裔居民帕特里克·利奥雅在密歇根州遭枪杀，美国白人警察并非出于自卫，跪压在利奥雅身上，向其头部开枪。在美国，警察对有色人种施暴的案例屡见不鲜，乔治·弗洛伊德、迈克尔·布朗、布伦纳·泰勒、雅各布·布莱克都是在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害的黑人。 　　就美国国内而言，2013年至2021年5月，有9000多人遭警察杀害，这还不包括2022年的数据。仅2021年，至少有1124人死于警察暴行。大多数受害者都属于非暴力犯罪或根本没有犯罪。毋庸置疑，美国是警察暴力案件最多的国家。此外，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遭受警察虐待的程度高于白人，包括非致命武力、任意逮捕、拘留和骚扰，这种暴行与日俱增。 　　近年来，美国与枪支暴力有关的案件也在不断增加。2022年至今，美国枪支暴力死伤人数已达2.1万人。2021年，美国发生69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比2020年高出10.1%，超过4.4万人因枪支暴力死亡。美国的公共安全状况已走上下坡路。毫无疑问，类似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美国发生，美国的人权状况也在日益恶化。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无数亚裔美国人遭到种族攻击和歧视，此类与人权有关的侵犯行为正在上升。此类事件并非新鲜事，而疫情开始后，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暴行对亚裔美国人造成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此外，2021年美国南部边境拘留了170多万移民，包括45000名儿童。美方暴力执法造成557人死亡，系1998年以来的最高数字，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无家可归的美国人数量也令人震惊。根据《纽约时报》2021年12月19日的报道，仅在旧金山，每100名居民中就有一人无家可归。 　　对外方面，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发动的战争，已导致2000多万人成为难民或被迫移民。美军从阿富汗撤离前，美国无人机空袭导致阿富汗一家十口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最小的死者仅2岁。此外，到目前为止，仍有39人被美国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中。 　　鉴于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问一下，美国这位“人权判官”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是否会承担责任，解决自己在境内外糟糕的人权问题？ 　　文章最后写道，义愤填膺应该留给真正的正义之士。美国在境内外的人权纪录如此恶劣，毫无正义可言。美国对世界进行人权教育属于闹剧，鉴于其恶劣的人权纪录，美国既没有道德优势，也没有诚信。美国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并且首先解决自己的人权问题，而不应该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指手画脚。